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矿区，汽车兵李玉林从剧烈的震动中醒来。屋顶和墙体接连坍塌，黑暗里满是哭喊。他来不及穿鞋，先把孩子转移到安全处，随后只披着一条裤衩，朝矿区方向奔去。
这场灾难发生在凌晨3时42分，唐山遭遇里氏7.8级强震。城市交通、电力、通信几乎同时中断，许多矿井被困，街道变成瓦砾堆。李玉林是矿区干部，也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清楚，单靠当地力量，根本无法应付这样的局面。
矿区附近的房屋倒了一片。李玉林经过父母居住地时，曾朝那边望了一眼，却没有停下。不是不牵挂，而是他知道，井下还有大批工人，整个矿区都在等着救援。
很快，他与干事曹国成、救护队员崔志亮会合。矿区没有电话，电力也断了，能够使用的车辆极其有限。李玉林当机立断，留下救护车，把它当作传递灾情的工具。
“小崔，车不能停，咱们去北京。”
救护车冲出唐山时，沿途不断有人拦车求救。有人满身是血，有人被压在废墟下，还有人抱着孩子站在路旁。车里的人不是没有动摇，但李玉林明白，眼下必须有人把灾情送到中央。
通往北京的道路有土路，也有柏油路。他判断，柏油路上的建筑和桥梁受损更重，便选择了相对难走的土路。车轮一次次陷入泥坑，众人下车推车，继续前进。车上没有完整地图，也没有可靠路标，只能凭经验辨认方向。
途中，他们看到一部电话，却被附近群众提醒，那里已经是北京郊区。李玉林这才意识到，救护车已经在不知不觉间穿过了漫长路程。此时他浑身血污，身上只剩裤衩，便从车内找出一件军大衣披上，继续寻找能够报告灾情的地方。
他们先到了新华门。警卫见一辆满是泥水的救护车突然停下，立即上前警戒。李玉林急忙说明来意：“我们从唐山来，灾情非常严重，必须向中央报告。”
警卫没有让他们从新华门进入，而是指引他们前往国务院接待处。早上8时许，李玉林终于见到了在京处理灾情的国务院领导。此时距离地震发生还不到五个小时，唐山的具体情况，外界几乎一无所知。
据相关回忆材料，纪登奎、李先念、陈锡联等领导听取汇报时，李玉林没有长篇铺陈，而是拿起纸笔，画出唐山主要道路、矿区、军分区和地委的大致位置。他不是专业参谋，却在废墟和混乱中形成了最直接的判断：哪里有人，哪里需要兵，哪里必须先抢通道路。
“唐山伤亡太重，井下还有许多人。”
他提出的要求很明确：立即调集部队进入灾区，组织各地矿山救护队赶赴唐山，同时抽调医疗力量和药品。所谓“指挥六位副总理”，并不是李玉林拥有行政指挥权，而是几位负责应急工作的国务院领导根据他的现场信息作出部署。标题中的说法，更多是对这一幕的形象概括。
同一时间，唐山机场也出现了紧急报信的一幕。机场调度人员李升堂从废墟中找到一部超短波电台，在地面指挥系统瘫痪的情况下，设法引导飞机飞往北京，把灾情带出唐山。陆路与空中，两条临时建立的通道，为中央判断灾情争取了宝贵时间。
毛泽东当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有关回忆记载，中央得知唐山地震后，仍设法让他听取灾情报告。那不是一份完整的统计表，而是来自现场的哭声、废墟和求救。灾后的唐山，急需的不只是命令，更是能够立即执行的力量。
随后，中央组织大规模救援。解放军部队、铁路职工、矿山救护队和医疗队陆续赶赴灾区，后来投入抗震救灾的部队达到十多万人。把这批力量准确说成由李玉林个人“调动”，并不符合当时的组织关系；但他的报告确实为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唐山实情提供了极早、极直接的依据。
三天后，李玉林才见到妻子和孩子，也才知道家中有多位亲属遇难。大儿子的遗体，震后20天才被找到。可他没有停留太久，伤口尚未处理，便又返回救援现场。长期奔波和救灾使他的小指留下残疾。
灾后，李玉林收到许多慰问信和慰问物资。有人寄来钱和粮票，他逐一登记，交给组织处理。对他而言，驾车进京不是为了留下名声，而是矿区失去通信后，一个老兵凭经验作出的选择。那辆冲过废墟的救护车，带出的不仅是一份灾情，也是一座城市向外界发出的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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