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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国出了很多风云人物。这其中就有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称“康南海”的康有为。他的贡献确实也有,不过更多的是欺世盗名和伪君子的名声。

从来没有过其他的某些历史人物像这种人这样。也就是说,总有人问我要分析分析,但是嫌他恶心,一直下不了笔的那种人。就是那种用了他的图片完了之后都要赶紧删掉的程度,令人讨厌。

其实有些人就像现在说的那样什么叫精致利己主义?清末就有很多这种人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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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这个人如果在1898年死了,那么他的历史定位将会非常完美。他在历史课本上就会成为谭嗣同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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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不采信营销号的那种各种野史的笑话,给大家从信史的角度剖析一下,这个虚伪,好色,自私又捞钱的家伙是怎么把自己包装成国师的?

第一是真的虚伪,他的言行严重割裂。

这老东西在《大同书》当中大谈男女平等。

有说过一夫一妻制,也说过,去家界为天民,甚至提出了更加超前的废除婚姻,解放妇女等等这种主张,也参与创办了不缠足会。

但他的现实是,他除了原配张云珠之外,先后纳梁随觉(18岁),何旃理(17岁)、市冈鹤子(16岁)、廖定徽(18岁)、张光(19岁)。且多在50岁之后纳娶,62岁仍强娶19岁少女,也有说最后面那个姓张的,当年可能只有十六七岁这样,因为过去都说的虚岁。这些是跟他正式生活的有名有姓的妻妾,其他还有一些红颜露水,由于不是那种官方文件记载的就不算进去。

比如他年老之后,逼迫当年他的六姨太张光发下誓言,终身为他守节,意思是不能改嫁,因为在他死前对方也才二十五岁这样,当然他的许诺是给留下足够过日子的一些财物,但是仍然会让人感到极度不公平。

例如,弟子陆乃翔在《南海先生传》中直言,“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戒杀,而日食肉;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

总结一下,说的就是,我的高谈阔论都是给世人看的,对我有好处,我就做,对我没好处的我就不做。比如他自己的女儿可以不裹脚,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但是他自己包养小的养了不止一个。换句话说,他要是真的说两性平等的话,他就应该让年轻的六姨太以后自由,想找谁改嫁就找谁改嫁,或者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所以他的公开的主张和私人行为的巨大反差,在当时的社会上就给人一种伪君子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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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极度好色。这也招来了一些人对他的各种搞笑的评价。

他的好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像当时那种社会稍微有点财产的男性都会纳妾的,就是说尽管是到了民国,法律上写的是一夫一妻,那么像这种生在清朝的人,一般也不会遵守这个规定,而且名义上后来的这些妇女当然没有妻子的这个身份,只是作为妾的话。很多人认为这也是一种风雅的事情,因为叫红袖添香嘛,读书人多找几个女的,那就成为风流了,甚至说他看上这些女人了,这是这些女人的福气,所以康有为这种自认为自己是读书出身的人,就是把这种又脏又臭的习俗发挥到底的。

他年龄长了之后也仍然很执着,就专找那种比他小很多的年轻女性。可以说越找年龄差距越大,找到最后就是那种跟孙女一样大的。如果他岁数要是活到那个跟画虾的一样大,那不用说,也是会贯彻到底的。

例如,49岁娶17岁美国华侨何旃理,56岁纳16岁日本女佣市冈鹤子,62岁娶19岁杭州浣纱女张光,年龄差均超过30岁。

四姨太市冈鹤子因长期受冷落,与康有为之子康同箴私通怀孕,后返日,卧轨自杀。

1918年,游杭州时“挟妓游西湖”,赋诗自比范蠡携西施泛舟,被传为笑柄。当然这也是活该,他哪来的脸啊……

他流亡上海期间曾狎妓且无力偿还嫖资,躲债逃匿。时人嘲讽,“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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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是极度的自私自利,这就是现代人说的极端精致利己。

他不仅临危脱逃,还伪造史料,天天往自己脸上贴金。

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政坛当中,有不少大臣和武将都是血战到底最后以身殉国的。有很多人用各种方式去救国,到最后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像这样的英雄,笔者介绍过很多位,这其中甚至还有北洋水师雇佣的外国水手都在为中国而战。

那么康有为这样的,在戊戌政变的时候独自逃亡了。

事情就是,当时,谭嗣同等六君子慷慨赴死,康有为却提前在英国传教士和日本公使协助下逃离北京,事后还编造“欲蹈海殉君”的绝命诗,自我神话,被英国官方档案戳穿,

往好处说的话,那就是保存所谓的有生力量,打算继续做些什么。

不过,他事后编造一些自我抬高的谎言,这个就太过分了。

更有甚者,有一个有名的谣言就是“衣带诏”,就是那种专骗保皇派的,只有在京剧里才能出现的夸张段子。满脑袋汤圆馅儿的蠢光绪,确实有个密诏,密诏实为写给杨锐等人。内容仅为“妥速筹商”变法事宜,并无提及康有为之名。

康有为篡改或伪造诏书,这个就是他在自己脸上贴金的意思,谎称“奉旨求救”,以此作为海外募捐的合法性依据。

1908年杨锐之子公开原诏,谎言才被揭穿。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这个救国的嘴脸就露出了真实的民族分裂的马脚,他毫不讳言,他向光绪上奏,并且和其他人勾结,打算和中日合邦,意思就是想与日本并为一体。另外有关于日本明治维新,他也向中国方面添油加醋自己夸大说了很多溢美之词,也就是说给日本戴高帽子的这个习惯,就是从他当时的这种维新改良派开始,至于想和日本并为一体,那肯定是他认为维新的日本算是好的,他要求这个先进的当领头。这些都是和伊藤博文以及其他一些势力通过气的。当然这种荒唐事就连日本当时也无法干出来,所以他也就是这么一想。

另外还有非常恶劣的,就是现代人上过学的都知道学术造假,是难以容忍的东西。比如你的导师让你干活,做实验,写东西,然后署他的名,或者他的名字放前面,这都算了,可以容忍,但是如果是他加其他人的名字呢?什么都没干那种……

如果前面这些事情就说是在政治上投机取巧,反正一般人可能也就是看看就拉倒了,但是在学术上造假的话,就是欺负很多和他一样辛苦考试起来的人。

很多学者考证指出,康有为在康南海自定年谱当中夸大自吹了好几回,根据清代宫廷档案《杰士上书汇录》证实,戊戌年间康有为并未上书“请定立宪开国会”。该内容系其晚年伪造补入《戊戌奏稿》。当然还有,巧取豪夺那种事情,找银行家余凡澄借古代的名贵字画,后来看完了不还,最后对方只好强行上门请回来的。这个就是纯属人品太坏了。

另外还有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上课都会讲的公车上书。

事件是真的,但是他自称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这个就叫做现代化说的流量造假。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大影响,而且这个东西也没有递到朝廷里,这是事后的一种自我炒作。当然他当年这么做的话,本身是对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在仕途上的投机。

当然,这个仕途上的投机,一开始就有夸大自己的成分,就像那种“可怜半夜虚前席”的典故。比如说在清朝的时候,读书人都必须学会北方的官话,倒也不至于一句都不能沟通,但是很多人的口音确实很有问题。

在雍正六年1728年的时候,就开始令福建,广东这样的地区推行官话设了正音书院,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这些人员要是不会说官话的,就不许送去考试。意思是这就像现在的普通话证书一样。等于是你科举路上的敲门砖。因为大家都知道考这个试就是奔着做官去的,你要是派到外地去当官,不说通用语言,光会说你家乡话,肯定不合适。当然,毕竟这是封建社会。清朝的地方还是挺大的,所以有一些地方官员查的也不是很严格。所以南方有很多举人进士确实是带着浓重的乡音就去上任了,他们管这种南方的官话叫做蓝青官话,意思是也算能说,但是有点含糊不清了。

那么像清代末年梁启超被光绪皇帝召见的时候也是口齿不清,发音不准,按照朝廷惯例,举人被召见都会赏给翰林内阁中书或者是四品的一个名誉性的官衔,所以实在说不清,就只给了六品的顶戴。后来梁启超的原配李惠仙是长在京城的,会教了他一些官话,他的水平才提高的。康有为的情况呢,在1888年开始多次进京,1898年正月初三,在总理衙门对面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也交流过,具体听懂多少表达清楚多少,没有可靠材料细说。但是他面对光绪皇帝的交流也只是很简短的一些交流,并没有像电视剧夸张的那种,说是两个人谈了好几个小时这种感觉。根据记载确实是短促的谈了十几分钟,他对光绪帝的主要影响其实是在书面上。文字确实就不受口音限制了。但是康有为的面谈效果确实是受他的影响也大打折扣的,皇帝可能也带着一点抓瞎的表情,但是彼此都是出于礼貌的,而且毕竟康有为是拥护皇帝的,他想必是用了最大的努力去尽量说话清楚了。

只不过是他把见面吹成了长谈,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这就跟他假装说有皇帝诏书,然后假装去筹款一样,这是拔高他自己面子的做法,凡是能提高他合法性和筹款信用的环节,他的叙述就自动膨胀了。甚至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说,他其实连这一次会面都没有见过,也许应该是有一次的。就是属于那种君臣之间说说套话,客气的问候,然后没有过多理论上的谈话。但是他拿出来一些仿制的照片,确实就属于在那个时代比较早期的那种从底片开始造假的东西。现在在史学界也非常的严谨,就是光绪皇帝很多照片被毁掉了,所以很少有他执政时期的照片能找出来。所以某些人要是说他有跟皇帝的合影什么的,那就比较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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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说到最终,每天欺世盗名是为了骗一个好听的名声吗?这还不是全部。关键的就是他喜欢享受,喜欢美色,喜欢金钱,喜欢舒适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变现的。就像现在的网红炒作流量变现那样,他最终目的就是捞钱。

他的敛财手段很系统,很高效。不得不说,如果换个舞台的话,他也许是一个房地产商人呢。而且路子还挺像的,就是那种在某个地方捞够了钱之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第一个是保皇会的募捐。1899年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以“救主”为名,向华侨募款,入会费2银元,承诺复辟后封官许愿。这其实就像卖彩票一样,很多人也可能会觉得两个银元交就交了。损失也不是特别的大。而且还买来了一个爱国的好名声,心里挺有满足感的。所以他可能也就是靠着这种心理。据加拿大国家档案馆账簿记载,仅1899年下半年在加拿大三地就募得折合白银十三万两,巅峰时期累计募集资金超800万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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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恶劣的就是,挪用捐款投资。1906年用华侨捐款在墨西哥购入有轨电车沿线地产,地价上涨后净赚10多万比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购岛建“北海草堂”,开设华墨银行并在美加设分行,还有,在温哥华建“康有为大厦”收租。

刚才说了,房地产这块他确实也挺牛的。1913年回国后,以祖宅被拆为由向广东当局索赔,获赔广州永汉路深宅大院及巨额现金。然后1914年变卖广东房产转投上海地皮,趁一战期间地价暴涨获利。在上海愚园路建“游存庐”,杭州建“一天园”,在青岛购德国提督楼改名“天游园”。如此这般等等这些都是他非常精明的行为。

他在文化事业上也是用来变现的,读书人的斯文当然早就被他抛到脚底了。他公开刊登“鬻书润例”,然后他卖字,每月收入约1000银元。不过他的字只能说是见仁见智,其实就是一通乱写,但是被喜欢的人夸非常圆融,说是挺独特的。他在纽约办变法图片展门票5毛一张,将瑞典“北海草堂”作为景点售票,1908年夏季三个月门票收入超800克朗。这些就是现在人说的话叫做文化IP,就是卖作为文化人的一个脸面挣钱。所以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个算是后面很了不起的画家徐悲鸿,用了当时的中西结合的画法,给他画了一个60岁寿辰的贺礼,就是《康南海行乐图》,等于是把他的妻妾子女全都画到了同样一张画上,其实这在现实当中并不是这样,齐刷刷的都在那里让画家采风的。这就是想象当中的一种家庭和谐的画面。

那么,这种奢靡生活就是他的主要目的,用他的影响力变现之后,他有奢靡的开销,毕竟他并不反对剥削阶级的立场。他一开始起来搞这些维新变法的运动,并不是真正拯救那些穷苦的人民,他是为了把自己抬入到能够在皇帝左右变成分一杯羹的剥削阶级!

他家中至少有仆役40多人,含印度看门人,然后月支出这些人的工资有500银元以上,根据统计,平均每四天吃掉176斤大米,所以说,人口确实不少,他们家的年开销高达2万银元以上。

有一些美洲的华侨富商们就指责他叫做政治投机者。他的弟子曾经撰写征信录,揭露他说假借商会之名屡次敛财的意思。另外也有人说这叫假借保皇的名义行牟利的事实。

时人评价他多数是很辛辣的讽刺。

章太炎撰隐字联揶揄,“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暗嵌“有为”二字,讽刺其为“妖孽”与“贼”)。

严复评价,“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

辜鸿铭评论,“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

梁启超晚年沉痛承认,说,老师已从“历史巨人蜕变为历史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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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种人看似是在历史上曾经挥斥方遒,他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一个无比堕落的形象?是骨子里的东西从未改变。

他不是真的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他是传统士大夫,或者说是那种君为臣纲的情节,深入骨髓的人。

例如他曾经看起来是主张变法的,但是他出发点并不是推翻帝制,这个大家都知道,他错误的认为光绪皇帝是站在他这一面的,是好的。他只要把皇帝从其他政治势力的手中给拽出来,好像就能够使天下太平一样,他推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也做不到这种所谓的立宪,而且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惨状早已积重难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方法能救的。但康有为构想的未来中国仍然以皇权为中心,议会和内阁只是辅助,这不用说,这肯定是行不通的。

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始终无法接受共和制,他认为民智未开,骤兴民主,必致大乱。他就像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某种死读书的人一样,他寄希望于明君加上贤臣的模式,不用说,他以为贤臣是他自个儿呢。

所以他所谓的维新和变法从来不是要革封建制度的命,而是在封建框架之内做小小的修补,一旦修补失败,他自然就会退回到最熟悉的旧秩序当中,并且成为这种旧秩序的卫道士。

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他是个投机分子,记住他不是一个先进分子,他真的是一个投机分子,他有深深的投机心理,而且他还极端自负,这是他极大的性格缺陷。

他的性格当中的致命特征就是极其自信和自负。同时还没有真正的那种能扛事的担当的能力。

他在学术上抄袭廖平的《古学考》,《知圣篇》,稍加修改包装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此奠定维新领袖地位。他在政治上就是不用说的,戊戌政变的时候率先逃亡了,留下六君子自己赴死。他事后却编造一些所谓打算跳海殉国的这种绝命诗。他以为他是陆秀夫呢。

在经济上天天骗钱,这个刚才说了,以保皇党的名义向华侨们募捐,然后将巨额的捐款用于个人投资,个人生活消费以及豪宅和纳妾等等。他其实就是把保皇会的这个募捐机构当成了他私人的ATM机。

英国领事班瑞德评价他,"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极不适合作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可谓一针见血。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有些当时的风云人物手里有权力又有金钱被腐蚀掉,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到最后堕落成为提不起来的老色鬼。这是有清晰的物质轨迹的,手握巨款,无人监督。

保皇会鼎盛时期拥有100多个分会会员超过10万人,他们筹集的资金经常有数百万银元之多。这笔钱在海外华侨的心中是救国的血钱,他们也知道清政府腐败提不起来了,所以要想办法救亡图存,所以有这样的人号召的话,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个好结果,并不是所有的海外华侨都是富商的,他们也有很多人其实是当猪仔出去的,是那种穷苦的打工仔,所以用每个人两块银元的会费撑起来了一个梦想,但是在康有为手中成了他的私人资本。

在瑞典买小岛,建立北海草堂,住了三年,每天就是吟诗作画,然后宴请宾客。当一种寓公。

在上海,青岛,杭州等等地方都有豪宅,雇佣了好几十人的奴仆,年开销2万银元,这刚才已经说了,另外还有在墨西哥投资地产,还开设华墨银行,当一个人手握巨额资金,却没有任何制度约束他的时候,他的道德自律可以说很难不崩溃的。所以他这个人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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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要说的就是一个历史悖论,他的时代和他的风评可以说是错位的。刚才笔者说如果这个老东西死在1898年,他真的就是会成为圣人的。

但是他活到了1927年,所以他的圣光消失了。就只剩下令人作呕的那些事情了。

当年的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之所以完美,之所以是英雄烈士,原因之一,因为他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康有为形象变得很烂并不光是因为他活太久,而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问题。他首先就带着刚才说的这些弱点活着,然后发现了他的思想被时代淘汰,他也不在意他的人格被权力腐蚀掉,他形象是被自己搞垮的。

比如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短短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康有为就和辫子军开始勾搭起来了,把自己彻底沦为历史笑柄。

白居易说过,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句话可以用在这个老东西的墓志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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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的堕落本质上是封建士大夫披着维新外衣在理想破灭后回归本性。他的维新变法不是信仰,而是工具,他的“大同”,从来都不是追求,而是包装。

所以当包装和工具都失效了,他剩下的形象就是贪财好色,自私,虚伪的旧文人。正如时人所叹,"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这句话本是康有为悼念谭嗣同之作。这其实悼念的是他自己的灵魂。

所以他自己把自己的形象给毁了之后,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实在的好处,确实也留下了不少骂名,虽然那个时代没有网络,很多小报可没饶过他。

1926年上海的八卦小报晶报刊登了文章,圣殿记,调侃他找德国医生打一种针。要重振他自己的所谓雄风。然后到了很久很久以后,1958年台湾的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当中将打一种针演绎成为移植黑猩猩或者猿猴的睾丸。再后来到了21世纪的2004年,有万象杂志等等转载了这种野史的假说,所以他为自己的好色付出了代价。至少是名声上臭了。当然,这个都是谣言,属于对他惩罚性的一种宣传。

在1920年代的异种器官移植的技术上就是不可行的,到现在也没有这类的成功先例,就是说灵长类其他一些动物和人类的睾丸生理结构也不匹配,在那个时代有一些人是注射了其他动物的血清,但是只是利用它的排异反应,他们认为那种发热的症状就是全身燥热,跟吃了某种壮阳药感觉差不多。

不过这种传闻确实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就是说他在晚年接受过某种这方面功能的治疗。只是被人给传播成这样了。

实事求是说,在医学上某种可信的考证可能是这样,叫做"施泰纳赫术"(Steinach operation),即结扎输精管,当然不是移植器官。这是20世纪初欧美流行的"雄性功能回春术"之一,由奥地利医生施泰纳赫首创。

原理是通过结扎输精管,促使睾丸分泌更多激素,以改善性功能。也许是在东方人眼中看起来,他们认为这更符合一种传统医学讲的“保持元阳一直都不泄”的原理,所以他们也就会认为这很管用吧。据信当时张謇等名人也曾尝试。 总之康有为通过上海名医江逢治引荐,秘密接受了德国医生施密特(又译施泰奈、西米托)的治疗。

术后初期,自感精力增强,但不到一个月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他一度准备起诉该医生"妖术欺世",但未及开庭便于1927年3月31日去世。这个算是比较确切的说法。

也就是说在他生前确实接受过类似的治疗,但是跟他死因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输精管结扎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手术。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这种手术一般都死不了人。至于他把他的身体不舒服的原因归结到这个上面,也有可能他确实年老力衰,有其他疾病,也许是他找不着别的原因。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他的真实死因根据历史资料很有可能就是食物中毒,跟政治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生理要求关系都不是很大了。

据说在青岛英记酒楼参加同乡的宴会的时候,饮用了饮料,大概是柠檬红茶或者是橙汁,后来回家呕吐。而且肚子非常疼。过了两三天他不幸去世了。那么根据当时的情况和他女儿后来的认识,都认为可能是酒楼的食品不洁,这听起来大概像是痢疾什么的。

那么他的弟子吕振文有一种说法说是康有为曾经不乐意让溥仪投靠日本,说有可能是这方面的人给他投了毒什么的。因为证据不确凿,所以这个只是列举出来,也只是一种看法。

所以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被骂到尘土里,为什么一般人都说死者为大,但是轮到他了就是死了都要骂他,这么搞笑的谣言呢,就是因为太符合人类对他的认识了。到他晚年的时候,就算是再好说话的华侨群体,都会觉得这死老头子就知道撇着两个小胡子冲人家要钱。虚伪,好色已经是他的板上钉钉的形象。公开主张一夫一妻,私下有六房妻妾,最小的像孙女一样。晚年生活奢靡,到处敛财,说是要挽救他们的皇上,但是他的捐款全让他自己花了。当一个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已经坍塌了,所以任何荒诞不经的丑陋传闻都会被大众自动采信。老百姓就会认为,没准这人干得出来呢。当然正规搞历史研究的话,这是忌讳,因为不能用道德判断替代事实的考证。可是换了两个猩猩睾丸这种事情的营销号,永远都是阅读量最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太解气了呀。

为什么大众愿意相信野史谣言呢?就是因为后人基于对他的道德反感,当时就编造出来这种惩罚性的叙事,大家当然知道,在医学上站不住脚,排异反应的时间线也对不上。因为真正异种器官移植的超急性排异反应通常数分钟,数小时之内就爆发了,他不可能还撑了好长时间。

当然他的虚伪,好色,自私,捞钱已经有足够多的信史支撑,不需要再用野史的谣言来加码,我们评论历史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至于他被这种谣言骂了一脸的话,那只能说这是自己作的,活该。所以我们要看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人是一种历史教训,一个人要知行合一,要做好事儿,否则的话,人还在的时候,就会留下一堆洗不掉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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