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那天下午三点多，我在镇东头的老槐树底下择韭菜，听见隔壁杀猪的老周媳妇压着嗓子跟人说，镇政府的车停在了姚家门口。
我手一抖，韭菜根上的泥甩到了鞋面上。
姚家，就是姚春燕家。她男人叫孙大柱，在镇上的农机站修拖拉机，人老实得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姚春燕长得高挑，一米七的个子，皮肤白，腰细，该鼓的地方鼓，该圆的地方圆。镇上男人背地里叫她“白萝卜”，意思是看着水灵，拔出来还带着泥——她娘家穷，嫁到孙家的时候连像样的嫁妆都没有。
我跟姚春燕不算熟，但住一条巷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她每天早上骑一辆旧电动车送孩子去镇小，回来路过我家门口，有时候会喊一声：“张姐，今天豆腐脑咸了。”我就回她：“明天少放盐。”就这么点交情。
那天镇政府的车停在她家门口，是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车标我不认识，反正是四个圈圈那种。老周媳妇说，车上下来一个男的，四十来岁，穿白衬衫，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
我择完韭菜，特意绕到巷子口去倒垃圾。姚家的大门关着，但窗户开着半扇，能听见里面有人笑。笑声是姚春燕的，脆生生的，像夏天井水里的西瓜。
晚上我男人回来，我跟他说了这事。他正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链条，头也没抬：“你管人家呢，过好自己日子。”
我说：“那男的是谁？”
“镇上的，姓郑，新来的副镇长。”他拿抹布擦手，“上个月刚调来，管招商引资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招商引资，那不就是管钱的？
过了大概半个月，姚春燕来我家借簸箕。她穿了一件新裙子，碎花的，料子滑溜溜的，一看就不便宜。我递给她簸箕，顺嘴问了一句：“新裙子啊？”
她笑笑：“大柱给买的。”
我没接话。孙大柱一个月工资三千二，那裙子少说也得四五百。但人家说是男人买的，我就嗯了一声。
又过了几天，我去镇上买化肥，路过农机站，想进去找孙大柱问问能不能便宜点。农机站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红色的，车斗上还绑着红绸子。孙大柱正蹲在旁边擦车，看见我，站起来搓手：“张姐，来买化肥？”
“嗯。这车……新买的？”
他嘿嘿笑：“春燕说接送孩子方便。”
我心里算了一下，那三轮车少说八千。加上上个月那条裙子，孙大柱一年工资也就四万不到，家里还有个上初中的儿子，怎么算都不够花。
我没多问，买了化肥就走了。
真正让事情传开，是那年秋天的事。
镇中学要翻修操场，工程不大不小，预算六十万。按理说这种活儿轮不到孙大柱一个修拖拉机的，可偏偏他就接了。包工头姓马，是外地来的，开着大奔，在镇上住了半个月。马包工头请人吃饭，在“好运来”饭店摆了五桌，孙大柱坐在主位上，姚春燕挨着他。
那天我也在饭店。我侄女结婚，在隔壁包间。我去上厕所的时候，路过他们那桌，看见姚春燕端着酒杯，跟郑副镇长碰杯。郑副镇长的手在她胳膊上搭了一下，很短，不到一秒。姚春燕笑盈盈的，像没感觉到。
孙大柱坐在旁边，埋头吃菜。
我回包间的时候，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那之后，姚家的日子肉眼可见地好了起来。
先是把老房子扒了，盖了两层小楼。瓷砖贴的外墙，太阳一照亮闪闪的。院子铺了水泥，大铁门，门口还蹲了两个石狮子——虽然那狮子刻得像哈巴狗。
然后是孙大柱，从修拖拉机的临时工，变成了农机站的正式编制。编制这东西，在小镇上比黄金还金贵。有了编制，就有了社保，有了公积金，有了年底奖金。孙大柱走路都带风，见人就递烟，烟是“玉溪”，二十三一包。
他儿子转去了县里的私立中学，一年学费两万八。姚春燕不骑电动车了，改开一辆白色的小汽车，车屁股上贴着“新手女司机，请多关照”。
巷子里的女人开始议论。
“你说她跟那个郑镇长，到底有没有事？”
“谁知道呢，反正她家是发了。”
“大柱也真能忍。”
“忍什么忍，人家日子过得好着呢。”
我一般不搭话。但有次在菜市场，姚春燕买排骨，一下子买了五斤，摊主都愣了。她掏钱的时候，钱包里厚厚一沓，全是红票子。旁边有个嘴碎的，姓刘，卖豆腐的，酸溜溜地说了一句：“春燕现在阔气了，傍上大款了。”
姚春燕手一顿，转过头，笑了一下。
那笑，我到现在都记得。嘴角翘着，眼睛里没一点笑。
“刘婶，”她说，“我男人有本事，你眼红啊？”
刘婶脸涨得通红，不敢再吭声。
我站在旁边挑白菜，心里想，这女人不简单。
真正让我跟姚春燕走近的，是那年冬天。
我男人在工地上摔了，腿骨折，包工头跑了。我四处找人借钱，亲戚借遍了，还差八千。实在没办法，我坐在家门口哭。姚春燕开车经过，停下来，摇下车窗：“张姐，怎么了？”
我跟她说了。她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张卡，递给我。
“里面有一万，你先用。”
我愣住了：“你……你不怕我还不上？”
她笑了一下：“你跑不了，你家的房子在这儿呢。”
我拿着那张卡，手抖得跟筛糠一样。后来我才知道，那张卡是孙大柱的工资卡。姚春燕说，她拿孙大柱的卡跟拿自己的没区别。
我男人出院后，我去姚家还钱。姚春燕在客厅里嗑瓜子，电视开着，放的是本地新闻。孙大柱在厨房做饭，围裙系在他粗壮的腰上，显得有点滑稽。
我把钱递过去：“春燕，谢谢你。”
她接过钱，随手扔在茶几上：“张姐，你坐。”
我坐下。她给我倒了杯茶，自己又抓了一把瓜子。
“你是不是也听说了？”她问。
我装糊涂：“听说什么？”
“我跟郑镇长的事。”
我端着茶杯，不知道该怎么接。
她笑了笑，嗑了一颗瓜子，瓜子皮吐在手里。
“张姐，你看我这个人，长得还行吧？”
我点头。
“我嫁到孙家的时候，孙大柱家里穷得叮当响。他爹生病，欠了一屁股债。我生孩子那年，连鸡蛋都吃不起。”她又嗑了一颗，“后来我想明白了，光靠孙大柱，我这辈子就完了。”
我没说话。
“郑镇长找我，第一次，我把他推开了。”她说，“第二次，他给我一个信封，里面五千。我犹豫了。第三次，他跟我说，农机站有一个编制，可以给大柱。”
她停下来，看着我。
“张姐，你说，我该怎么选？”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没跟大柱说。”她把瓜子皮扔进垃圾桶，“他也不知道。他就知道日子好过了，每天乐呵呵的。”
“那……郑镇长那边……”
“各取所需。”她拍了拍手，“他给我想要的，我给他想要的。谁也不欠谁。”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她喊住我：“张姐，你男人摔腿的事，我可以让郑镇长帮你说句话，让包工头赔钱。”
我回头看她。
“不用了。”我说。
她耸耸肩：“随你。”
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想起姚春燕刚嫁过来那会儿，穿一件红棉袄，在巷子里扫地，冻得鼻涕直流。我想起她生儿子的时候，孙大柱在门口急得转圈，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两百块钱。我想起她半夜去镇上卫生院，电动车没电了，推着车走了一个小时。
这些事，我都记得。她应该也记得。
第二年春天，郑副镇长调走了。听说是升了，去了隔壁县当局长。走的那天，镇政府在“好运来”摆了三桌，姚春燕没去。
孙大柱去了，喝得醉醺醺的，回来在巷子里吐了一地。姚春燕拿扫帚把地扫了，拿水冲了，扶他进屋。第二天早上，孙大柱照常去农机站上班，自行车链条响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
日子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姚春燕把那辆白色小汽车卖了，换了辆电动车。新电动车，三千二，她骑着去送孩子。路过我家门口，还是会喊：“张姐，今天豆腐脑咸了。”
我就回她：“明天少放盐。”
跟从前一样。
只是孙大柱的编制还在，儿子的私立学校还在上。小楼还在，石狮子还在。郑镇长走了，但郑镇长留下的东西还在。
巷子里的议论慢慢少了。刘婶的豆腐摊还在卖豆腐，老周的猪肉摊还在卖猪肉。大家各过各的日子，谁也没比谁好多少，谁也没比谁差多少。
有天晚上，我在院子里乘凉，姚春燕过来串门。她搬了个小板凳，跟我并排坐着，手里拿着一把蒲扇。
“张姐，”她说，“你恨我吗？”
“恨你什么？”
“恨我那样。”
我想了想：“那是你的日子，跟我没关系。”
她笑了一声，蒲扇在腿上拍了一下。
“其实大柱知道。”她说。
我猛地转过头。
“他从来没说，但我知道他知道。”她看着天上的星星，“有一回他喝多了，跟我说，春燕，你辛苦了。”
我没说话。
“我说，不辛苦。”她扇着扇子，“真的，不辛苦。”
那天晚上她坐到十点多才走。走的时候，蒲扇忘在我家板凳上。第二天她也没来拿，我也没给她送。那把蒲扇就一直搁在我家墙角，落了一层灰。
后来我男人腿好了，又去工地上干活。我有时候去镇上买菜，会碰见孙大柱。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菜，看见我就下车打招呼：“张姐，买菜呢？”
我说：“嗯，你也买菜？”
“春燕说今天包饺子。”
他笑得憨厚，眼角都是褶子。
我说：“那你快回去吧，饺子该凉了。”
他骑上车走了，链条还是响，叮叮当当的，整条街都听得见。
我提着菜往家走，路过姚家的小楼。院子里的石狮子还是那个样，像哈巴狗。但门口的月季开了，红艳艳的，爬了半面墙。
我想起姚春燕刚嫁过来那会儿，也是这样的春天。她站在门口，抱着孩子，风吹起她的头发。那时候她瘦，也黑，脸上带着点怯。
现在她白了，丰腴了，脸上再也不怯了。
我推开家门，把菜放在灶台上。我男人在院子里修水管，喊我：“晚上吃啥？”
“韭菜盒子。”
“多放点油。”
“知道了。”
我洗手和面的时候，听见巷子里有人笑。是姚春燕的声音，脆生生的，跟当年一样。
我往窗外看了一眼。
她站在门口，孙大柱在给她系围裙的带子。他系得很慢，笨手笨脚的，姚春燕就笑，笑声飘过来，落在我家院子里。
我收回目光，继续和面。
面要多揉，揉到了，烙出来的盒子才好吃。
窗外的笑声还在。我把面团擀开，撒上韭菜，磕了个鸡蛋。鸡蛋是隔壁李奶奶家买的，一块五一个。
日子就这么过着。
后来我儿子考上了大学，学费一年六千。我愁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姚春燕知道了，来我家送了一个信封。
“五千，”她说，“不用还。”
我看着她。
“张姐，”她坐在我家门槛上，嗑着瓜子，“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
我没接话。
“钱。”她自己答了，“有钱，你儿子就能上学。没钱，你儿子就得去打工。”
“你……”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她摆摆手，“我没偷没抢，我就是……选了一条好走点的路。”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瓜子壳。
“你家儿子有出息，以后别让他回这个镇了。”
她走了。信封搁在桌上，厚厚一摞。
我拿着那五千块钱，去银行存了。存折上是我的名字，密码是我儿子的生日。
四年后，我儿子毕业，留在了省城。他给我打电话：“妈，你来省城住吧。”
我收拾东西，准备走。
临走那天，姚春燕来送我。她老了一点，眼角有了细纹，但身形还是那么好看。
“张姐，”她递给我一个袋子，“路上吃。”
袋子里是煮鸡蛋，还有一包瓜子。
“到了省城，别舍不得花钱。”她说，“对自己好点。”
我看着她。
“春燕，”我说，“你也对自己好点。”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跟当年在菜市场怼刘婶的笑一样。嘴角翘着，眼睛里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
我上了车，车子开动。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巷子口，手插在口袋里，风吹起她的头发。
小楼还在，石狮子还在，月季还在开。
后来我很少回镇上。偶尔听老家来的人说，孙大柱当上了农机站站长，儿子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姚春燕开了个服装店，就在镇上，生意不错。
再后来，听说郑副镇长，不对，现在是郑局长，出事了。被人举报，双规了。
有人跑到姚春燕的服装店里问她：“春燕，郑局长出事了，你不怕啊？”
姚春燕正在给衣服挂吊牌，头也没抬。
“他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她说，“我卖我的衣服，他当他的官。”
那人被噎得说不出话。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省城的菜市场挑韭菜。我儿子爱吃韭菜盒子，我每个周末都给他做。
我挑好韭菜，付了钱，往家走。
路过一个小区门口，看见一个女的，高挑，丰腴，牵着一个孩子。背影很像姚春燕。但我知道不是她，她在镇上，守着那栋小楼，守着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
我继续走。韭菜在袋子里晃，绿油油的。
到家后，我和面，擀皮，包盒子。油热了，盒子放进去，滋啦一声，香味冒出来。
我儿子从房间里出来：“妈，好香。”
“洗手去。”
他洗完手，坐在桌边。我给他夹了一个盒子，他咬了一口，烫得直哈气。
“妈，”他说，“你以前在镇上，是不是有个朋友叫姚春燕？”
我筷子一顿。
“你怎么知道？”
“听老家的人说的。”他嚼着韭菜盒子，“他们说，她挺厉害的。”
我看着他。
“厉害什么？”
“就是……挺有本事呗。”
我没说话。
他又咬了一口盒子：“不过妈，我同学说，她那种人，就是……”
“就是什么？”
他想了想：“就是活得明白。”
我把筷子搁在碗上。
“吃饭，别说话。”
他闭嘴了，埋头吃盒子。
窗外的天暗下来，路灯亮了。省城的晚上车水马龙，跟镇上不一样。
我坐在桌前，看着我儿子，看着盘子里的韭菜盒子。
我想起姚春燕说过的话。她说，人这一辈子，什么最重要？
钱。
她说得对吗？也许对，也许不对。
但我知道，她过得挺好的。
至少比当年穿红棉袄、冻得鼻涕直流的时候好。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个盒子。
韭菜馅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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