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37岁今天上午没了，今天家里来客人，4人喝酒，他喝了5瓶

我大伯37岁今天上午没了，今天家里来客人，4人喝酒，他喝了5瓶

我大伯今年37岁，今天上午没了。

这个消息是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

当时我正在公司开会，手机在桌子下面震了两下。我没接。不到半分钟，又震了两下。我心里忽然一沉，拿着手机从会议室后门走了出去。

我妈很少给我打电话。平时她有什么事，都是发微信，发一长串语音，里面夹着村里的闲事、家里的琐事，还有对我“早点找对象”的催促。

但今天她打了两个电话。

我回拨过去，响了一声，她就接了。

电话那头很吵，有人说话，有女人哭，还有桌椅被挪动的声音。她的声音夹在那些杂音里，干涩得厉害。

她说：“小川，你大伯没了。”

我站在公司的消防通道里，半天没听懂。

大伯？

哪个大伯？

我问她什么意思。她沉默了几秒，说今天上午的事，喝酒，突然倒了，送医院没抢救过来。

我靠着墙，慢慢蹲了下去。

楼道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发出低沉的嗡鸣。墙上贴着一张“禁止吸烟”的告示，白底红字，干净得刺眼。

我盯着那几个字，脑子里却只剩下我妈刚才那句话。

我大伯没了。

他才37岁。

我订了下午最早的一班高铁回老家。去车站的路上，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好几眼，可能看出我脸色不好，没再说话。

车载广播里放着一首老歌，声音很轻。窗外是杭州夏天白晃晃的阳光，路边的树被晒得垂下叶子，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

我坐在后座，反复想起大伯。

他叫周建平，是我爸的远房堂兄。按辈分，我得叫他大伯。

他没有什么体面的工作，年轻时跟着建筑队干活，搬砖、和水泥、贴瓷砖，什么都做过。手掌上的老茧一层摞一层，摸起来像粗糙的树皮。

小时候我发高烧，半夜烧到四十度。我妈给我爸打电话，我爸人在外地，赶不回来。最后是大伯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来的。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

他把我裹在被子里，让我妈抱着我坐在后面，自己骑车冲进了雨幕。土路上全是泥，他好几次差点摔倒，却一直没停。

到了卫生院，他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直接冲进急诊室。那件白色汗衫被雨浇得透湿，紧紧贴在后背上。

后来医生说只是普通发烧，打针就好。

大伯站在病床边，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对我咧嘴笑。

他说：“小川，你可吓死大伯了。”

那时候我觉得他无所不能。

他能修电扇，能补水管，能把坏掉的自行车重新拼起来。他还带我去村后的沙溪抓鱼。那条河很浅，水只到膝盖，他卷起裤腿在水里摸了半天，忽然从石头缝里抓出一条鲫鱼。

我高兴得举着鱼满村跑。

他就在后面笑，说：“慢点，鱼又不会跑。”

大伯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没挣过大钱，也没出过远门，唯一盖起来的二层小楼，墙皮已经有些脱落。

但村里谁家水管坏了，谁家老人搬东西，谁家孩子半夜生病，第一时间想到的总是他。

他不太会说好听的话，却总是把事情做在前面。

只是后来，他的日子慢慢坏了。

他结过婚，有一个儿子，叫乐乐。刚结婚那几年，他很少喝酒。下了工就回家，吃一碗热饭，陪孩子玩一会儿。

后来夫妻俩总吵架。

他前妻嫌他挣得少，嫌他没本事，嫌别人家已经在县城买了房，自己还住在村里。那些话一次次说出来，像钝刀子，慢慢磨着一个人的自尊。

他们最终还是离了婚。

乐乐跟了母亲。大伯每个月按时给抚养费，却很难见到孩子。有一次，他去幼儿园门口等了两个小时，终于看见乐乐背着书包出来。

孩子远远看见他，喊了一声：“爸爸。”

大伯站在马路对面，眼睛一下就红了。

他刚迈出一步，就被孩子的舅舅拦住了。

“我姐说了，不让你见孩子。”

大伯站在原地，手还保持着伸出去的姿势。乐乐被人拉上车，趴在车窗上看着他。车子开走以后，他一个人站在路边，直到天黑都没有动。

从那以后，他开始喝酒。

刚开始只是晚上喝一瓶啤酒，后来变成两瓶、三瓶。再后来，他不喝就睡不着。

我爸劝过他很多次。

他每次都笑着说：“没事，我酒量好。”

可人的身体不会因为嘴硬就变得结实。

我最后一次和他通电话，是去年年底。他问我在杭州工作累不累，问我有没有女朋友，还问杭州的房租是不是特别贵。

我问他身体怎么样。

他说：“好着呢。”

我又问他是不是还喝酒。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他笑了，说：“现在喝得少了，一天就喝一顿。”

我当时听出了这句话里的不对劲，却没有继续追问。

我那时候正在赶项目，想着过年回去再看他。

没想到这一等，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高铁到站时，天已经黑了。我爸站在出站口等我。他瘦了很多，眼睛通红，手里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

看到我，他只说了一句：“上车吧。”

车开出县城后，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我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爸握着方向盘，手背上的青筋突了出来。

他说，今天上午，家里来了4个人，都是大伯以前一起干活的工友。大家很久没聚，便带了菜和啤酒，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喝酒。

大伯很高兴。

他去卤菜店买了猪头肉、鸡爪和花生米，又炒了两个菜，把家里仅有的几把塑料椅子搬了出来。

四个人坐下以后，酒很快就开了。

他们聊工地，聊工钱，聊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大伯一边给大家倒酒，一边招呼他们吃菜。

“多吃点，别光喝酒。”

这是他那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4个人喝得并不算多，前后加起来也就喝了几瓶。大伯却一个人喝了5瓶啤酒。

我爸说，喝到第四瓶的时候，大伯脸色已经不对了。他坐在桌边，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发白。

有人问他要不要去医院。

他说：“没事，喝急了，洗把脸就好了。”

他起身去了卫生间。

出来以后，他没有坐下，而是拿起桌上的第五瓶啤酒，拧开瓶盖，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

建国拦住他说：“建平，别喝了，你脸色不好。”

大伯摆摆手。

“最后一杯，喝完就不喝了。”

他说完，仰头把那杯酒喝了下去。

放下杯子时，他伸手扶住石桌，轻声说：“我有点不舒服。”

然后整个人向旁边倒去。

倒得很快，没有任何缓冲。

他的肩膀先撞到地面，脑袋磕在桌脚上。酒杯被碰翻，淡黄色的啤酒顺着水泥地流开，泡沫很快消失了。

那4个人都吓坏了。

有人打120，有人解开他的衣领，有人按压他的胸口。建国跪在地上，一遍遍喊他的名字。

“建平，醒醒！”

“你别吓我们！”

但大伯没有回应。

救护车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才赶到。送到医院之后，医生抢救了很久，最后还是摇了头。

急性酒精中毒，心源性猝死。

大伯走的时候，身边有4个人。

那4个人后来一直说，如果知道最后那一杯会要他的命，他们绝不会让他喝。

可世界上没有如果。

他们把遗体运回村里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堂奶奶坐在灵堂旁边，头发全白了，背弯得厉害。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我走过去喊她，她抬头看了我很久，嘴唇动了动。

“你大伯他……”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来，眼泪却突然流了下来。

我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很冷，骨头硌得我掌心发疼。

院子里的酒桌还没有收拾干净。

盘子里剩着花生米和鸡爪，桌脚旁边倒着几个空啤酒瓶。我数了数，正好5个。

那是大伯喝过的5瓶。

瓶身上还沾着水珠，标签被泡得发皱。我弯腰捡起其中一瓶，攥在手里，掌心慢慢发疼。

我想起他以前说过的话。

“小川，人这一辈子，别总想着跟别人比，能把自己的日子过稳，就已经不错了。”

可他自己的一生，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稳过。

年轻时为了养家拼命干活，后来为了见儿子拼命攒钱，再后来，一个人靠酒精让自己睡着。

他一直在撑。

撑到最后，身体先替他认输了。

第二天清晨，大伯出殡。

送葬的队伍经过村口，经过那棵歪脖子柳树，也经过我家门前。天刚蒙蒙亮，田里的露水打湿了裤脚，远处的鸡叫声一阵接一阵。

我爸走在最前面，手里端着大伯的遗照。

照片里的大伯还很年轻，脸上有肉，眼睛里带着笑。他站在照片里，像是随时会从人群中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杭州。

棺材抬到山上时，堂奶奶终于哭出了声。

她扑到墓坑旁边，喊着大伯的小名。

那声音在山谷里回荡，尖利、破碎，像一个母亲用尽全身力气，想把已经走远的儿子叫回来。

可大伯再也不会回来了。

泥土一铲一铲落下去，棺材慢慢被埋住。坟前放着苹果、橘子，还有一瓶没有喝完的啤酒。

我爸把啤酒打开，倒了一些在墓前。

他说：“建平，到了那边，少喝点。”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松树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站在坟前，想起大伯宽厚的后背，想起那场雨夜，想起他抓鱼时笑得满脸皱纹的样子。

我也想起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天。

今天家里来了4个人。

他喝了5瓶酒。

37岁的人，就这样没了。

很多年以后，我可能会忘记那5瓶酒的牌子，忘记那天桌上摆了哪些菜，也会忘记救护车到底几点到的。

但我不会忘记，大伯曾经在一个暴雨夜里，骑着摩托车，把七岁的我紧紧裹在被子里。

他的背挡住了迎面的风雨。

那是我记忆里最温暖的背影。

而那个背影的主人，叫周建平。

我的大伯。

他今年37岁，今天上午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