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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再次引发全网关注。

2026年9月24日,香港证监会法规执行部执行董事戴霖在亚洲公司及证券法年度研讨会上说了一句话:与普华永道就恒大审计达成的10亿港元和解,不会改变恒大债权人的受偿次序。

这句话说给谁听的?说给恒大清盘人听的。

因为清盘人正在香港高等法院打官司,要求撤销这个和解协议。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普华永道是恒大的审计师,审计失职导致了恒大的虚假财报,这笔钱应该进清盘资产池,赔给所有债权人,而不是只给少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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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10亿港元的拉锯,把审计这个行业最尴尬的底色掀了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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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到底怎么来的?

先捋时间线。

2026年4月23日,香港证监会和香港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同日出手。

证监会与罗兵咸永道(普华永道在香港的运营实体)达成协议,普华永道同意预留10亿港元,赔偿中国恒大的合资格独立少数股东。注意前提:不承认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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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会财局公布处罚:罚款3亿港元,6个月执业限制,两名前注册负责人张肇昌、周世强各罚500万港元。

这是会财局首次对公众利益实体执业会计师施加执业限制,其定性用了“促成及助长”管理层虚增利润这样的措辞。

更早之前,2024年9月,内地已经完成了处罚。

证监会没收普华永道案涉期间全部业务收入2774万元,顶格罚款2.97亿元,合计罚没3.25亿元。

财政部另案处理2018年度审计项目,没收违法所得1930万元,罚款9650万元,合计罚没1.16亿元,同时给予警告、暂停经营业务6个月、撤销广州分所。

这张表值得多看几眼。普华永道从2009年恒大上市起担任核数师,合作长达14年。公开数据显示,14年间从恒大收取的审计费总计约2.88亿元。为恒大这一单生意,付出的代价接近16亿元人民币。

十亿赔偿之外,还有罚款和执业限制。

香港监管在今年4月就同步作出了两类安排。

证监会与普华永道香港达成10亿港元股东赔偿协议;会计及财务汇报局则对普华永道罚款3亿港元,限制其六个月内承接新的香港公众利益实体审计客户,并分别对两名前合伙人罚款500万港元。限制针对新客户,不等于停止现有客户审计。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内地处罚发生在2024年。证监会对普华永道罚没3.25亿元人民币,财政部针对2018年审计项目罚没1.16亿元人民币,合计4.41亿元人民币;财政部另作出暂停经营六个月、撤销广州分所等处罚。

不同地区的币种、法律依据和处罚性质不同,不能把港币赔偿金与人民币罚款简单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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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到底造了多大的假

香港证监会的调查结论很具体。

恒大在2019和2020两个财年,通过提前确认物业销售收入的方式虚增收入。2019财年经审核收入被夸大了2139亿元人民币,占比44.79%;2020财年被夸大3502亿元人民币,占比6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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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利润的反转。

恒大原本呈报的2019年经审核利润为335亿元,实际应该是亏损71.2亿元;2020年原本呈报314亿元利润,实际亏损199亿元。

两年加起来,虚增利润超过9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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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证监会的口径更细。2019年虚增收入2139.89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50.14%,虚增利润407.22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63.31%;2020年虚增收入3501.57亿元,占当期营业收入78.54%,虚增利润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86.88%。

2020年的数据尤其刺眼。近八成的营业收入是假的,近九成的利润是假的。

而普华永道在这两年,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还为恒大5次债券发行出具了保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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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师是怎么“帮忙”的

会财局的调查披露了一些细节,读起来让人不太舒服。

普华永道项目团队的实地考察明明显示相关物业仍在施工中,但在没有求证、没有执行额外程序的情况下,就接纳了恒大方面“已完工可交付”的记录。

管理层想操控财务业绩达成净利润目标,普华永道允许了没有依据的合并调整。

更严重的是审计独立性的丧失。普华永道容许恒大管理层替换不希望被检查的实地考察样本,甚至要求管理层代为挑选样本用于审计测试。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纪律处分决定书提供了另一个佐证。

2020年,普华永道采用随机抽样选定现场观察样本,恒大经排查后与普华永道沟通替换掉部分项目,部分项目明确反馈“不让去”。

普华永道未对替换样本行为的动机保持合理职业怀疑。

审计师被审计对象“挑样本”,这已经不是能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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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到底该赔多少?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有明确框架,但现实中一直存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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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第173条规定,中介机构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审计侵权司法解释》做了区分:故意出具不实报告的承担连带责任,过失出具不实报告的承担与过失相适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普华永道这次的情况,香港会财局的定性里有“促成及助长”管理层虚增利润的表述。这个措辞如果拿到法庭上去,很难归入“一般过失”的范畴。

对比来看康美药业案。2026年7月,广州中院一审判决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在1.41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康美向正中珠江最初索赔3.41亿元,法院最终酌定了1.41亿。法院的逻辑是“过责相当”,审计机构的赔偿与其过错程度挂钩。

恒大清盘人的胃口大得多。2026年5月18日,清盘人向普华永道香港、普华永道中天及普华永道国际三方合计索赔570亿元人民币,创下香港司法史上最大规模企业索赔案纪录。

清盘人还于6月12日入禀香港高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撤销10亿港元和解协议,并在其索偿最终裁定前禁止落实协议。香港高院预计10月底左右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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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普华永道不是第一家出事的会计师事务所,大概率也不会是最后一家。

2025年,证监会及交易所向73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出259张罚单,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两成,是投行业务罚单的4倍。

20家被没收收入共计1.19亿元,22家被处以罚款合计2.8亿元。证监会全年对66家各类中介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共计罚没6.02亿元,对配合造假的审计机构永拓所永久禁业。

问题出在根子上。会计师事务所由上市公司直接聘请、直接付费。审计师拿着被审计对象的钱,去挑被审计对象的毛病,这在人性层面就是反直觉的。

财联社的报道里也提到,部分机构为留住客户,在审计中难以保持独立性。

普华永道和恒大合作了14年。14年的老客户,每年几千万的审计费,中间换过好几任项目合伙人。

在这种关系里保持“充分的专业怀疑态度”,需要的不仅是职业操守,还需要一种反人性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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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戴霖那句话。他说和解不改变债权人受偿次序,因为这笔钱来自普华永道,不是恒大的财产。

这话在法理上没问题。但换个角度想:恒大清盘人目前回收的资产大约2.55亿美元,而债权申报规模约450亿美元。10亿港元放进去,连零头都算不上。

对少数股东来说,这是他们能拿到的唯一一分钱。对债权人来说,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结。

普华永道在声明里说对恒大的审计表现“远低于公司一贯持守的高标准”。但一个做了14年审计的老客户,两年虚增近万亿收入,审计报告写的是“无保留意见”。

高标准也好,低标准也罢。

市场记住的只有一个事实:看门人闭眼的时候,门后面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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