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南京，汪精卫在伪国民政府成立仪式上宣称要“和平建国”。台下站着的，不只是伪政权的官员，还有一批手握兵权的旧军人。对日本而言，这些人既能充当统治工具，又能减少日军直接驻防的压力。
汪伪军事体系名义上由“和平建国军”组成，后来划分出六个方面军。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部队番号和隶属关系并非始终稳定，兵力也远不能同正规军相比。它们看似各有地盘，实际处处受日本顾问和驻军牵制。
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主要控制苏南、淮南、皖中及浙西一带。任援道早年属于国民政府军队系统，投向汪伪后，成为日本扶植的地方武装首领，所部下辖两个军和三个旅。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援道率部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被任命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这个职位听起来不低，实际却很快被架空，随后改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担心遭到清算的任援道，以重金打通关节，辗转逃往香港，1949年前后又迁居加拿大，1980年病逝。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活动范围集中在苏中、苏北。他出身西北军，曾被称为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抗战前还担任过集团军副司令。1942年投向汪伪后，原有部队被改编，成为汪伪军中兵力较强的一支。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二路军总司令。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他转而接受改编，并试图劝说刘汝明一同改变立场，却被刘汝明扣押。获释后，孙良诚滞留上海，上海解放后被捕，1951年病死于狱中。
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所部主要分布在鲁南、鲁中和淮北。吴化文早年先后依附冯玉祥、韩复榘，抗战初期也曾同日军交战。1943年，他投向汪伪，关于其转变原因，史料中还存在奉命行事等不同说法。
这段经历使吴化文在各方之间反复转换。抗战胜利后，他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五路军司令兼津浦铁路南段司令。1948年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部起义，所部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交通厅长，1962年病逝。
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活动区域以淮北为主，下辖两个军和一个师。他也是西北军出身，并与冯玉祥有姻亲关系。与一些后来才转向的人不同，张岚峰较早投靠日本，汪伪政权建立后便率部归附。
日本投降后，张岚峰转投国民政府，继续凭借旧部维持势力。1947年，他被人民解放军俘获，之后长期关押，1952年病死于狱中。一个曾经握有武装的地方将领，最终没能摆脱战败和投降带来的政治后果。
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主要在河南一带活动。他早年同样出身西北军，曾长期抗日，最高担任过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他在作战中被日军俘获，随后投敌，成为汪伪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人物。
庞炳勋并非始终甘心受汪伪驱使，而是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反复周旋。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先遣军司令。后来退居幕后，跟随旧部李振清前往台湾，1963年去世。
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是这六人中名声最响的一位。他因盗掘清东陵而被世人熟知，早年也曾在不同势力之间来回变化。抗战时期，他一度参加抗日，但1943年4月被日军包围后投降，庞炳勋被俘，也与孙殿英方面的引诱有关。
抗战胜利后，孙殿英的部队被国民政府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1947年，他在河南汤阴被人民解放军俘获。长期吸食鸦片使其身体状况极差，入狱后不久病亡，结束了颇为复杂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这六个方面军虽然挂着统一番号，彼此之间却缺少真正的凝聚力。司令官多有自己的旧部和算盘，遇到战事时往往保存实力；日本方面需要他们维持地方秩序，却始终不肯让其拥有完整自主权。
汪精卫名义上是伪政权首脑，实际军事权力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有人曾对部下说：“番号可以听汪先生的，枪口却要看日本人的命令。”这句话未必是某一次会议上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汪伪军队的处境：有编制，无主权；有武器，无真正的战略选择。
六名方面军司令的结局各不相同，有人逃亡海外，有人死于狱中，有人临阵起义，也有人在病痛中结束生命。他们的道路虽然不同，却都说明一个事实：依靠侵略者建立的军事地位，既缺乏稳定根基，也很难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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