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报》查阅的调查材料显示，在乔纳森·梅伦德斯及其妻子、3岁孩子和家政人员遇害案中，警方在首次接到求助电话70分钟后才赶到现场。
乔纳森·梅伦德斯在回家途中感到不安。他多次拨打家中电话，却无人接听。于是，他联系住宅区的保安，请他们通过楼宇对讲与公寓联系，看看是否有人回应。他还使用手机上的智能家居设备“亚历克萨”应用程序，查看家中摄像头的画面，并尝试通过扬声器与家中通话，但一无所获。当时已是晚上7时，与他同车的朋友说，他显得十分焦虑。
接下来的几分钟发生了什么，目前仍不清楚。可能是乔纳森从“亚历克萨”中看到了什么，或者终于有人接听了电话。晚上7时20分，他拨通住宅区保安主管的电话，请求报警：“他说，他的生意伙伴带着枪。”这位生意伙伴是迭戈·塞巴斯蒂安。下午5时23分，他抵达梅伦德斯的家。这是一套位于墨西哥城以北阿蒂萨潘住宅小区内的两层顶层公寓。门岗保安认识塞巴斯蒂安，因为他曾多次拜访梅伦德斯一家。
尽管如此，当班保安仍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并致电公寓，告知住户有访客到来。保安称，“一名叫安娜·保拉的住户”允许塞巴斯蒂安进入。梅伦德斯的妻子安娜·保拉·冈萨雷斯当时并不在家。她19分钟后才带着两个分别为3岁和5岁的孩子回到家中。
此时，家中只有21岁的阿莱达·罗梅罗在，她负责家务并照顾孩子。塞巴斯蒂安随后进入公寓。接下来的140分钟，构成了墨西哥近年来最骇人听闻的惨案之一：梅伦德斯—冈萨雷斯一家及其雇员遭到杀害，唯一的幸存者是5岁的长子。
9月1日下午的某个时刻，这名生意伙伴被指控杀害了安娜·保拉、他们3岁的女儿和阿莱达，之后又杀害了梅伦德斯本人，最后还射杀了家中的一只狗。案件的具体经过、先后顺序，以及两名女性和孩子为何成为目标，目前仍不明确。这些疑问加深了家属的痛苦。《国家报》查阅的调查材料包括证人、亲属和熟人的陈述。相关陈述显示，事件起于迭戈·塞巴斯蒂安试图抢劫梅伦德斯，意图夺取其加密货币钱包。
还有一个细节：袭击发生在晚上6时25分之后。当时，阿莱达·罗梅罗下楼遛家中的两只小狗，整个过程持续了38分钟。晚上7时03分，这名每周二至周五在这里工作的21岁女子带着狗返回住宅。司法卷宗中没有记录显示，阿莱达当时察觉到任何异常。从其父母后来向警方的陈述来看，她没有对门岗保安说什么，也没有给父母打电话。她带着狗走进大楼电梯，上到四层，来到那扇棕色房门前，打开门后走了进去。
这是一次例行警情，看似并不严重——封闭式住宅区内发生“扰乱治安”事件。阿蒂萨潘一名警察通过无线电听到报警后前往现场。他当时就在附近，只需穿过拉本塔—莱切里亚公路即可抵达。当时是晚上8时20分，路程不会超过15分钟。抵达后，保安主管让他进入小区。两人一起前往4号楼的顶层公寓。警察多次敲响棕色房门，却无人回应。
屋内没有任何声响，连狗叫声也没有。保安主管后来向检察机关作证时回忆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那套顶层公寓里有狗，而且狗很吵。”但屋内没有声音，是因为里面的人都已死亡。唯一活着的是一名5岁男孩。他没有回应敲门声。当时，他正坐在妹妹、照顾他的阿莱达、父亲、母亲以及一只狗的尸体之间。
他没有回应呼喊，也可能根本没有听见。两天后，他的祖母告诉检察机关一名警员，孩子仍处于惊吓状态，只说过一句：“坏人塞巴斯。”两天后孩子仍未恢复，显示其当天下午也可能处于惊恐之中。因此，他没有开门。也可能是因为害怕门外的人就是“坏人塞巴斯”。警察不知道屋内还有孩子，最终决定离开。根据这名警察数小时后提交给检察机关、并被收入案卷的报告，他对公寓内发生的事并没有掌握更多信息。或许唯一可能知情的人，是小区保安主管。
至少在1小时10分钟前，也就是晚上7时20分，保安主管曾接到未来受害者乔纳森·梅伦德斯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的梅伦德斯十分惊慌，请他联系市警察，因为其生意伙伴持枪进入了家中。
晚上7时20分，梅伦德斯刚与朋友打完板式网球，正在回家路上。他是墨西哥全国独立音乐圈颇受欢迎的音乐人，也是卡米洛·塞普蒂莫乐队的键盘手。但保安主管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警察，或者即使说了，警察也没有留意。两人之间究竟遗漏了多少本应沟通的信息，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当时迭戈·塞巴斯蒂安已经离开。在保安岗亭，听命于保安主管的一名女保安目睹了他离开。
事实上，迭戈·塞巴斯蒂安曾持枪威胁这名女保安，逼她抬起出口栏杆。女保安称，涉嫌行凶者当时喊道：“快点，把栏杆打开，我得走了！”此外，《国家报》查阅的陈述显示，当时与梅伦德斯一起打板式网球的朋友也在女保安身边。涉嫌行凶者认识这名朋友，还对他喊道：“你这个该死的黑小子，要是敢说你看见了我，我就像杀了你那些该死的朋友一样杀了你！”女保安没有将这些情况告诉保安主管；而保安主管此前已接到梅伦德斯要求报警的电话，却也没有将情况告知赶到现场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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