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年间，山阴乡居的陆游把一只小猫带回书斋，付出的并不是铜钱，而是一包盐。这个细节，藏在他的《赠猫》里：“裹盐赢得小狸猫，尽护山房万卷书。”诗人笔下的猫，不只是捉鼠的家畜，也成了书房中有名有分的“护卷功臣”。
陆游当时家境并不宽裕。他在诗中说，猫虽然护住了满屋书籍，自己却“寒无毡坐食无鱼”。没有厚毯，也拿不出鱼肉款待，仍把这只小狸猫写进诗里。不得不说，这种喜爱很实在，不是富贵人家的赏玩，而是清寒生活里添进的一点活气。
猫进入中国人的生活，远比文人的诗篇更早。《诗经·大雅·韩奕》中已有“有猫有虎”的句子，说明西周时期人们已经认识这种动物。到了《礼记·郊特牲》，又提到迎猫，是因为它能够捕食田鼠。猫的价值，最初很明确：守护粮食，减少鼠患。
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扬权》说“使鸡司晨，令狸执鼠”，把鸡和狸各自的本领安排得清清楚楚。这里的“狸”，与后来的家猫称呼存在交错，古人并不总是严格区分野猫、家猫和狸猫。也正因如此，早期中国养猫史的线索，常常散落在不同称谓之间。
等到猫不再只是院落里的捕鼠能手，人们便开始挑选品相。北宋陆佃《埤雅》谈猫，讲究毛色、身形、牙齿、尾巴和眼睛，甚至认为脸似虎、毛细软、腰短尾长的猫更佳。听起来像在看相，背后却是古人对捕鼠能力和体质的经验总结。
有意思的是，古人挑猫也很讲究实用。元代《家常必备》记载，看花猫要观察四足和尾部的花纹，纯白、纯黑、纯黄则另有判断标准。猫的耳朵、口形、毛色，都可能成为选择依据。所谓“相猫”，其实就是民间长期驯养经验的汇集。
陆游写猫，最动人的地方不在夸它漂亮，而在写它陪人过日子。绍熙三年，也就是1192年，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写道：“溪柴灭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窗外风雨如涛，屋内柴火将熄，诗人与猫相伴，暂且守住一室安静。
同一时期的陆游，仍念念不忘山河与战事。可在日常诗句里，他又会为一只猫让出位置。宏大的抱负和细小的生活，并不矛盾。一个人在政治失意、壮志难酬时，身边那只不懂世事的猫，反倒成了最稳定的陪伴。
庆元四年，即1198年，陆游写《嘲畜猫》。诗中责怪猫吃饱了鱼，只顾翻盆弄瓦，甚至学会捕蝉，却把老鼠放在一边。他还说海州、朐山一带的猫“最知名”。这未必是严肃的动物评比，更像借猫说事：有本领的猫若忘了本职，主人自然要摇头。
这首诗还有一层意味。陆游在淳熙十六年，即1189年，被罢去官职，此后多年处于闲居状态。把懒猫写得活灵活现，既是生活观察，也带着对现实的讥刺。猫吃鱼、抓蝉、睡大觉，诗人笑它；可那种“有能而不用”的情形，显然不只属于猫。
黄庭坚对猫的态度，则更直接。一次鼠患扰得夜不能眠，他在《乞猫》中写道：“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听说有人家的母猫生了小猫，他便买鱼，穿过柳林前去求取。古人讲“聘”，这里自然是诙谐说法，却足见他求猫心切。
据说有人问黄庭坚：“为何非要养猫？”他大概会回答：“鼠辈扰人，狸奴可解。”陆游面对小猫，也未必会说什么大道理，只需一句：“莫把书卷碰倒。”这些想象中的对话虽短，却很接近两位诗人在诗中留下的性情：一个把猫写进清贫书斋，一个愿意拿鱼去换猫崽。
陆游和黄庭坚爱猫，当然有捕鼠的现实原因，也有文人生活中的情感需要。猫不必懂诗，也不会追问仕途得失。它只在灯影下走动，或蜷在书卷旁打盹。正因为如此，陆游笔下那包盐、黄庭坚诗中的几尾鱼，才显得格外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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