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桂林市区，郭沫若与于立群并肩走在山水之间。一张留下来的合影，画面并不复杂：郭沫若身穿大衣，神态从容；于立群戴着小帽，衣着利落，面带笑意。两人没有摆出夸张姿态，却显得轻松自在。对熟悉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样的穿着已经相当讲究，也透出城市生活逐渐恢复后的秩序感。
照片之所以珍贵，不只因为夫妻二人同框，更在于它记录了郭沫若与桂林之间一段跨越岁月的联系。二十五年前，他来到这里时，身份和心境都完全不同。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山河动荡，人员奔走，桂林虽有文化活动，却始终笼罩在战事阴影之下。
1938年，郭沫若因公务停留在南岳一带，于立群则先到了桂林。战乱之中，交通不便，夫妻无法及时相聚。南岳常有敌机空袭，郭沫若一面应对工作，一面牵挂远在桂林的妻子。他以这段经历写下《在南岳避敌空袭寄怀立群桂林》十首，诗中既有对局势的忧虑，也有对家人的惦念。
这段往事后来成为他桂林记忆中极特殊的一页。那时的桂林，不只是风景名城，也是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活动地点。许多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在此停留、写作、演讲，山水之间夹杂着警报声与人群的脚步声。郭沫若在这里感受到的，绝非单纯的游山玩水。
多年以后重返桂林，情形已经大不相同。1963年的郭沫若已经71岁，于立群也不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电影演员。两人先后游览芦笛岩、七星岩、叠彩山、独秀峰等地，行程带有参观性质，也有久别重游的意味。岩洞、江流、峰峦依旧，城市气息却发生了明显变化。
有人注意到照片中的服装，其实很有时代特点。郭沫若的大衣剪裁简洁，于立群的小帽端庄俏丽，没有过分张扬，却显得干净精神。那种打扮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奢华，而是知识阶层出行时常见的整洁与体面。夫妻二人站在桂林山水前，神情放松，这份从容比刻意营造的笑容更耐看。
游览过程中，郭沫若曾作《满江红》词，内容涉及桂林景色与时代变化。对于一位长期从事文学、历史和文字研究的学者而言，山水并不会只停留在视觉层面。漓江两岸的峰影、岩洞中的钟乳石，以及城市面貌的改变，都会触发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联想。
他早年凭借《女神》在新诗领域产生影响，后来又长期研究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创作与学术考证，看似道路不同，实际上都离不开对时代和文化的观察。桂林之行让这些身份交织在一起：他既是游人，也是诗人、学者，更是一个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见证者。
值得一提的是，于立群在郭沫若生活中的作用，远不止照片中那位陪同游览的夫人。她早年接触戏剧和电影，后来将大量精力放在家庭与文字工作上，承担照料子女、整理文稿等事务。郭沫若常年事务繁重，家庭中的许多琐事，实际由她默默承担。
有人曾问郭沫若：“这次重游桂林，和当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没有长篇解释，只感慨山河面貌已变，旧日的紧张气氛不复存在。这样的回答很符合他的性格：不把个人经历单独铺陈，而是把眼前景物放进更大的时代变化中去理解。
那张照片没有记录宏大的场面，也没有留下复杂的仪式。它只是定格了郭沫若夫妇在桂林的一次短暂停留，却把个人记忆、家庭生活和时代变迁放在了同一幅画面里。山仍是桂林的山，水仍是桂林的水，而照片中的两个人，已经从战乱中的牵挂，走到了相对安定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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