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5日凌晨，珠穆朗玛峰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在刺骨寒风中停了下来。夜光表指向4时20分，脚下是人类此前从未站立过的高度，四周只有冰雪、岩石和沉沉黑夜。
贡布解开背包，取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尊白色毛主席石膏像。那尊像并不大，却被三人一路小心保护。对于这支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登山队而言，它们不仅是随身物件，更代表着全队数月来的准备和牺牲。
王富洲拿出纸笔，写下一句登顶记录。贡布接过纸条，装进一只白色羊毛手套，再将手套埋入峰顶的石堆中。没有仪式，也没有多余话语，三个人只是用冻得发僵的手，把这件事认真做完。
从峰顶回望，贡布走过的路，远比这次攀登更陡峭。
1933年，他出生在西藏昂仁一户农奴家庭。童年时期，他跟着父亲劳动，种地、放牧、搬运，饥饿和寒冷几乎是日常。那时的他能够远远望见雪山，却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会站上珠峰顶端。
西藏和平解放后，贡布的生活出现转折。1956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当过炊事员和普通战士，也参加过营房建设及生产劳动。部队给他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他第一次接触到书本，也第一次真正感到，人生不必永远被困在原来的命运里。
贡布话不多，做事却很扎实。扛木料、运物资，他总是走在前面。正是这种耐力和服从集体安排的性格，使他在1959年被选入中国登山队。
刚接触登山时，他并不顺利。冰坡上，别人迈一步便能稳稳站住，他却常常刚爬高几米，就因脚下打滑退回原处。贡布有些急了，教练便对他说：“别只看眼前，耐力是你的长处，技术可以慢慢练。”
这句话让他稳住了心。高原生活赋予他的适应能力，长期劳动练出的筋骨，以及部队中养成的纪律性，逐渐变成登山优势。经过反复训练，他很快掌握了冰雪地形行进、结组保护等基本技术，并在慕士塔格峰的攀登中积累了经验。
1960年，中国登山队决定独立挑战珠穆朗玛峰北坡。那时，队伍缺少成熟经验，外部条件也十分艰苦。大本营海拔很高，缺氧、暴风雪和冰崩轮番出现，队员们要一边修路，一边把物资分批运往高处。
贡布在队里并非只顾自己向上冲。一次高山营地遭遇强风，一顶帐篷被卷下山坡。他和米马天亮前便出发寻找，沿着冰岩反复搜寻，终于将帐篷找回。还有一次，队友出现严重高山反应，贡布奉命护送下撤，途中脚部扭伤，仍拖着伤腿完成任务。
回到大本营后，他的脚肿得厉害，队里原本不准备让他参加顶峰突击。贡布急得坐不住，对队员说：“登不上去，也能运送物资，不能躺着等消息。”经过检查和讨论，队伍同意他随队出发。
5月17日，登山队举行出发前宣誓。贡布看着交到手中的红旗和毛主席像，心里明白，顶峰突击并不只属于某一个人。每名队员都在为同一个目标承担风险。
5月24日，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从最后营地出发。海拔超过8500米后，每前进几十米都要停下来喘息。著名的“第二台阶”近乎垂直，三人多次尝试，借助“人梯”才艰难翻越。
天黑后，刘连满因体力严重下降无法继续，只能留下。贡布、王富洲和屈银华仍向上推进。到达约8830米处时，氧气已经耗尽，三人卸下空氧气瓶，减轻负重，依靠意志和熟悉的技术继续前行。
登顶之后，他们没有带走太多东西，只取了九块岩石标本，准备带回去。那张写有登顶记录的纸条，则留在了石堆深处。它没有华丽措辞，却把三个人的名字和那个凌晨，留在了世界最高峰的风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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