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办公楼前，导演凌子风与演员崔嵬面对面跪下，互相作揖，约定一定把《红旗谱》拍好。这个带有戏剧性的场面，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两位创作者对人物、剧本和时代主题的共同判断。
当时，崔嵬正在执导《青春之歌》，凌子风却认定朱老巩、朱老忠父子非他莫属。崔嵬答应出演后，两人商定交替安排时间：拍《红旗谱》时演戏，转拍另一部片子时执导。工作繁重，谁都清楚这不是一句轻松的承诺。
《红旗谱》改编自梁斌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冀中平原锁井镇的农民斗争，人物多，线索复杂，时间跨度也很大。若照原作逐层铺开，银幕很难容纳如此庞杂的内容，改编的难处，正在于取舍。
梁斌的创作，吸收了河北蠡县民众反抗割头税的真实斗争，也融入了作者在冀中地区的生活见闻。作品没有把农民写成一开始就具备成熟觉悟的人，而是呈现了他们从忍让、报仇，到联合抗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变化过程。
电影编剧抓住了这条主线。朱老巩护钟，是旧式农民面对强暴势力的舍命反抗；朱老忠归来，则带着家仇未解的锋芒；到了反割头税斗争，个人恩怨才逐步转化为群众性的政治行动。故事因此有了清晰的推进力量。
改编过程中，原著里保定二师学潮等内容被舍去，叙事重点集中到朱、严两家与地主冯兰池的矛盾上。朱老忠成为全片的核心人物，他既有传统农民的豪爽，也在贾湘农的影响下逐渐懂得组织群众。人物的成长，比单纯展示几场冲突更重要。
凌子风为修改剧本，反复阅读原著。海默参与执笔，几天几夜连续工作，迅速完成修改稿。创作者们把“朱老巩护钟”处理成一段完整的戏，使少年虎子亲眼见到父辈的牺牲，也让他日后返乡报仇、走向革命有了内在依据。
演员的选择同样经过反复斟酌。朱老巩和朱老忠虽然是父子，却分属两个时代，既要有相貌与气质的延续，又要表现性格上的变化。崔嵬有河北生活经历，演过起义领袖，也演过普通劳动者，身上兼有粗犷、坚毅和朴实，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拍摄期间，崔嵬一边出演，一边还要完成《青春之歌》的导演工作。两部影片交替推进，压力可想而知。他饰演的朱老巩刚烈悲壮，朱老忠则更加沉着有力。一个是舍身护钟，一个是带领乡亲斗争，人物前后相接，构成了农民精神传承的清晰脉络。
严志和由蔡松龄饰演。这个人物没有朱老忠的锋芒，更多时候显得谨慎、软弱，却并不缺少善良与勤劳。这样的安排很有必要，因为农民群体并非只有一种性格。有人敢闯，有人迟疑，正是在彼此影响中，分散的力量才逐步汇聚起来。
冯兰池由当时29岁的葛存壮扮演。那时的他还不是广为人知的演员，却把这个地主人物演出了阴冷和狡猾。葛存壮专门研究原著中关于冯兰池的描写，每次出场都设计不同的神态动作，使人物的狠毒不靠夸张喊叫，而藏在眼神和姿态里。
影片的视觉风格，也离不开摄影师吴印咸。面对北方农村的土地、院落和集市，他没有追求浮艳的色彩，而是强调厚重、朴素和乡土气息。朱老忠返乡一场，车站、说书、鞭声和唢呐交织在一起，人物的归来便不只是一次回家，而像是旧日仇恨重新进入现实。
音乐家瞿希贤采用河北梆子作为重要基调，配合唢呐、高胡等北方乐器，既表现乡村生活的质感，也烘托斗争场面的激越。月下谈话、瓜棚夜叙等段落，则有意放慢节奏，让人物的情感在沉静环境中显现出来。
1959年9月，影片正式开机。经过摄制和修改，《红旗谱》于1961年6月底在全国公映，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影片受到关注。1962年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中，崔嵬获得最佳男演员奖，吴印咸获得最佳摄影奖。
影片后来曾在特殊年代受到错误批判，改革开放后恢复了声誉，并入选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它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塑造了朱老忠这样的英雄人物，更在于把一个农民家庭的遭遇，放进北方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去表现：个人的勇敢固然可贵，但只有形成组织，零散的反抗才可能转化为真正的斗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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