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大连空军疗养院附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吴法宪政委、常乾坤副司令员来到空三军军长刘懋功家属院，提出让这位刚把部队带出成绩的军长陪他们到海边游玩。
刘懋功当时并不轻松。空三军下辖多个航空兵师，既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部队，也有由陆军改编而来的新部队。航空兵训练受天气、装备、机场条件影响很大，战斗力不是靠开几次会、发几份文件就能提高的。
1957年8月，刘懋功调任空三军军长。上任之后，他没有急着在机关里表态，而是先到各师、各团摸情况。飞行训练是否扎实，指挥程序是否顺畅，干部作风是否过硬，他都要亲自问、亲自看。
有些问题，纸面材料不会主动写出来。
刘懋功抓住了两个重点：一是专业理论，二是实战科目。他要求飞行员不能只会在理想天气下升空，还要逐步适应昼间复杂、夜间简单等不同条件。对部队正规化建设，也从内务、值班、作风和战备秩序抓起。
半年多后，空三军的训练成绩明显提升。每个师都有一个团达到四种气象作战水平，也就是能够在昼间简单、昼间复杂、夜间简单、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组织训练。这一成绩，在当时空军部队中颇为突出。
但刘亚楼并没有只听汇报。
这位空军司令员与刘懋功的关系，原本就带着几分“硬碰硬”的意味。刘懋功早年长期在陆军作战，调入空军时并不情愿，甚至和刘亚楼发生过争执。在刘亚楼眼里，他是个不太好管的“刺头”，可又有一个明显长处：遇到专业问题肯下苦功，碰到实际困难敢于较真。
刘懋功进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学习后，曾为文化基础不足发愁。学院要求学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俄语，还要掌握飞机构造、飞行原理、领航学以及空战战术。别人背教材，他不仅背，还试着把复杂条文归纳成便于理解的要点。
一次考试中，他抽到一道关于强击机战术的题目。教材上的完整答案有三十九条，许多学员都认为难以应付。刘懋功却准备了两套答法，既能按教材背诵，也能讲出自己的理解。
“按原文答，还是讲你的理解？”考场上，主考人员问道。
刘懋功回答：“两种都可以，关键是把战术原则说明白。”
这件小事让人看出，他并非只会服从条文，也重视把知识变成实际能力。刘亚楼后来把他安排到空三军，正是看中了这种肯钻研、能独立思考的特点。
1958年夏天，刘亚楼突然让刘懋功放下工作陪同游玩。刘懋功虽有些意外，但军令在身，只好随行。几天里，他们游览了大连附近的岛屿和海滨，表面上是休息，气氛也很轻松。
刘懋功没有想到，真正的考察已经在部队展开。
刘亚楼让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带工作组，悄悄深入空三军各团，检查战备训练、作风纪律、内务秩序、正规化建设以及干部队伍情况。工作组不提前通知，也不让刘懋功得到消息，目的很简单：不看准备出来的样子，只看部队平时是什么样子。
游玩结束后，王静敏把检查报告送到刘亚楼手中。刘亚楼边看边笑，对刘懋功说：“这几天不是单纯陪你休息，我们是来检查你的部队。”
刘懋功一愣：“工作组来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刘亚楼回答：“要是提前告诉你，检查还能看到真情况吗？”
报告显示，空三军各团战备训练较扎实，飞行员技术水平较高，干部队伍也呈现年轻化趋势。更重要的是，部队没有因为军长不在就松懈，日常秩序和训练节奏仍能正常运转。
这才是刘亚楼真正想确认的事情：一个军长的能力，不只看他本人忙不忙，更要看他离开指挥岗位几天后，部队能不能照常运转。
有意思的是，刘懋功此前在刘亚楼印象中，更多是敢顶、敢争、脾气直。突击检查以后，刘亚楼对他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纯能打仗的指挥员，而是一个能够把训练要求落实到基层、把部队带出稳定作风的军长。
此后，刘懋功又被派往福建前线、辽南和昆明等地承担防空作战任务。1960年，他奉命组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面对机场不足、敌机侦察频繁等难题，仍从勘察机场、训练部队和研究战术入手。
识人，不能只听自我评价；用人，也不能只看一时脾气。刘亚楼把刘懋功带去海边的三天，表面上是游玩，实际上完成了一次不打招呼、不看表态的现场考察。对一名军事干部来说，真正的成绩，往往藏在上级没有出现、命令没有重复强调的那些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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