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等20名革命者被押往刑场。多年后流传的一张照片中，李大钊神色平静，身旁两位同志同样目光坚定。左侧是路友于，右侧那位女性，正是张挹兰。
她并非许多人想象中的“名门闺秀”，却有着一段极不寻常的人生。1893年，张挹兰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逐渐衰落的书香家庭。祖父曾中过秀才，愿意教她识字读书；祖母却坚持女子不必读书，认为女孩子守在家中才是本分。
张挹兰没有顺从。
她年幼时便显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常常借助字典阅读古文。十二岁左右，她已经能够独立读懂《爱莲说》《桃花源记》等文章，在乡里被称作“女秀才”。不过，书本打开了她的眼界，却没有立刻替她解除身上的枷锁。
缠足，她无法躲开。婚姻，也由不得自己。十七岁那年，张挹兰奉父母之命嫁给一名普通农民。丈夫不识多少字，两人的生活却还算平稳，并育有一个儿子。遗憾的是，家乡疫病流行，孩子很快夭折。这场打击让她久久不能摆脱痛苦，读书成了她排遣悲伤、寻找出路的方式。
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在青年中迅速传播。张挹兰不愿继续困在乡间，便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求学。生活并不宽裕，她做家教、替人抄写文字，靠零散收入维持学业。日子清苦，却比过去更接近她心中那个可以由自己决定的世界。
1924年，张挹兰进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那时的北大不仅是求学之地，也是新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她接触到李大钊等人，逐渐明白，单靠教育本身，很难改变广大妇女所处的社会环境。
李大钊曾勉励青年，要把个人理想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张挹兰原本打算毕业后从事教育，后来却改变了方向。她对朋友说，若妇女始终没有独立人格，学校里的知识便很难真正走进社会。
她与缪伯英相识后，常常讨论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和劳动妇女的处境。两人一同参加社会活动，也一同承担宣传工作。张挹兰的特点很鲜明：文字有力量，办事又利落，面对普通群众时不摆架子，很快便取得了信任。
1926年，她担任中共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秘书，并参与编辑《妇女之友》。在刊物上，她撰写妇女运动方面的文章，批评包办婚姻、男尊女卑等旧礼教，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加社会事务。她还在女校开展教学和宣传，培养了一批妇女工作骨干。
有意思的是，她曾被迫缠足，却没有把这段经历藏起来。参加活动时，她常忍着小脚带来的疼痛四处奔走。那双被旧礼教束缚过的脚，后来走进了街巷、学校和群众之中，成为她反抗旧制度的无声证明。
1927年春，北京局势急剧恶化。4月6日，反动军警突袭苏联使馆等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李大钊及多名同志被捕。组织上曾设法提醒张挹兰转移，但她没有离开北京。她清楚危险已经逼近，却仍选择留下完成工作。
被捕后，张挹兰遭到连续审讯。敌人想从她口中得到组织情况，她始终没有泄露秘密。李大钊面对审讯同样坚贞不屈，社会各界也曾通过报刊呼吁，要求当局停止迫害。但在高压政治环境下，营救最终失败。
4月28日，特别法庭作出判决，李大钊等20人被处以绞刑。行刑前，张挹兰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后来回忆，张挹兰那天穿戴整齐，神情自然，走进看守所时还在四处张望。
当绞刑架出现在眼前，众人才明白即将发生什么。有人试图以“只要悔过便可获释”相诱，张挹兰没有动摇。她明白，敌人要她放弃的并不只是个人立场，而是她多年争取女性解放、投身革命工作的全部信念。
她是20位遇难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李大钊身边重要的妇女工作者。牺牲时，她34岁。那个曾被强迫缠足、被安排婚姻、又失去孩子的湖南女子，最终凭借自己的选择走出了旧家庭，走进了时代风暴的中心。
照片中的她没有留下长篇遗言，却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身影：站在李大钊身旁，神色沉着，毫不退缩。她的名字，便是张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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