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西安，杨拯民刚准备返回大荔军分区办理交接，便接到赵寿山的电话。电话那头只有一句话：“你立即来我家。”话越短，事情越重。杨拯民放下电话时，心里已经隐约猜到，赵叔要说的，恐怕与父亲有关。
到了赵寿山家，他没有寒暄，只把两份从重庆发来的电报递了过去。电报称，重庆解放前夕，杨虎城及其家属、秘书、副官等已经遇害，遗体也被发现，请家属前往处理后事。
消息来得太突然。杨拯民此前一直相信，父亲即使被长期囚禁，也可能等到全国解放。他甚至设想过，父亲或许会被带往别处继续关押，却没有想到，等来的竟是诀别。
杨虎城最后一次见到杨拯民，是1937年出国前。那时杨拯民只有15岁，还是个少年。临行前，父子二人谈了很久，杨虎城反复叮嘱他，做人做事要把国家和百姓放在前面。谁也没有料到，那次谈话竟成了父子永别。
杨拯民没有停留太久。赵寿山提醒他：“眼下不是悲伤的时候，后事还要安排。”他随即向西北局汇报。上级决定，由杨拯民前往重庆接灵，西安方面则筹组治丧委员会，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回到家中，母亲张蕙兰急忙询问情况。杨拯民只看了她一眼，眼泪便止不住地流下来。母亲听完噩耗，几乎昏厥，家中哭声持续了很久。这个家庭盼了十二年，等到的却不是团聚，而是一场迟来的丧事。
周恩来很快打来电话，向杨家表示慰问，并特别叮嘱杨拯民照顾好母亲。他还明确告诉杨拯民，办理杨虎城的丧事不只是家务事，也是揭露反动派暴行的一项任务。这个安排，决定了后来的移灵不会只是一次家属行动。
临行前，张蕙兰提出，丧礼要按照旧式礼仪办理。杨拯民没有争辩，只说：“都听您的。”这份坚持，既有传统礼制的因素，也寄托着家属对杨虎城的敬重。灵堂设起后，杨家人换上孝服，杨虎城过去的部下和亲友陆续前来吊唁。
杨拯民一行七人从西安出发，经武汉转赴重庆。一路上，他很少说话。1938年，他曾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转入马列学院深造。父亲被囚禁后，他没有借家世谋求特殊位置，而是选择到革命队伍中锻炼，这也是杨虎城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12月下旬，杨拯民抵达重庆歌乐山一带。几十副棺木停放在白公馆附近，其中有杨虎城、杨拯中、谢葆真，以及宋绮云夫妇、阎继民等人的遗体。杨虎城等人遇害后，面部曾被强酸毁坏，埋藏时间又超过三个月，遗体已经严重腐败，辨认难度极大。
棺木问题也摆在眼前。原来的棺材质量较差，随行人员建议另买好的棺木。杨拯民担心花费过多，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时只说：“棺材还可以。”邓小平当即听出他的顾虑，明确表示：“不好，要换最好的，不要怕花钱。”
这次换棺，并非改变事实，而是为了妥善安置遗体。杨拯民等人还购买白布，将遗体包裹整理。对于家属来说，棺木好坏已经不是排场问题，而是对死者最基本的尊重。
开棺验证时，杨拯民最难面对的，正是父亲的遗体。由于面容无法辨认，重庆方面请来曾为杨虎城医治牙齿的医生协助确认。经过牙齿情况等细节辨认，医生确认，棺中遗体确实是杨虎城。
杨拯民随后又看到了弟弟杨拯中的遗体。更令人痛心的是，年幼的杨拯国遗体始终没有完整找到，只发现一小块带有黄发的头皮，后来被放入谢葆真的骨灰盒中。这样的确认过程，比单纯听到噩耗更加残酷。
1950年1月15日，西南局在重庆举行磁器口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到场致祭。参加者有各界代表一千多人。之后，灵柩移至沧白堂，前来吊唁的群众络绎不绝，许多人素衣而来，在灵前肃立。
吊唁期间，一名叫杨轻典的人主动找到杨拯民，承认自己曾参与杀害和掩埋杨虎城等人。有人主张将他押回西安处置，杨拯民却没有擅自行动，只说：“该怎么处理，由政府依法办理。”这句话，显示出他没有让私人仇恨取代组织纪律。
1月下旬，八副灵柩由重庆启运，其中包括黄显声将军的灵柩。1月24日抵达武汉，次日举行公祭，参加者超过三千人。1月30日，灵车抵达西安。杨拯民望着车站外的人群，心中明白，父亲终于回到了故乡。
1950年2月7日，杨虎城等人在西安南郊安葬。送殡队伍绵延数里，沿途不断有民众加入。杨虎城从西安出发多年后，遗体终于回到关中土地。长子杨拯民完成了验证、换棺、移灵和安葬，也替这个破碎家庭办完了迟到数月的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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