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王扶之到老首长王尚荣家中吃饭，谈起前一年从总参谋部调往山西省军区任职的安排，王尚荣仍替他感到惋惜。按当时许多人的理解，这似乎是从中央机关转到地方部队，多少有些“退”的意味。
饭桌上的气氛并不轻松。王尚荣劝他不要把调动放在心上，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王扶之却没有抱怨，只是笑着回答：“我这官也不小了，挺满足。”一句话不长，却把一名老军人的取舍说得很明白。
王扶之的这份平静，并非突然形成。1916年，他出生在陕西府谷一带的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母，父亲为了谋生，曾带着他到延安附近给人做活。放牛、长工、短工，这些事情他都干过，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父亲不愿让孩子一辈子困在贫困里，四处求人，送他进私塾读了几个月。时间很短，所学也有限，不过是认字和一些启蒙内容。可在那个年代，能读写几个字，已经足以让一个乡村少年接触到更大的世界。
陕北革命形势发展后，刘志丹及其部队在当地群众中逐渐有了影响。王扶之当时并不懂多少革命道理，只知道红军和穷苦百姓关系密切，便动了参军的念头。
那一年，他实际只有12岁。因为个子长得高，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报名时没有直接说出真实岁数。部队起初并不愿收这样小的孩子，但他执意留下，最终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小战士。
刚入伍时，许多新兵没有统一军装，也没有枪，只能穿着旧衣服，拿着梭镖训练。王扶之年纪虽小，训练和作战却不肯落在别人后面。他有股倔劲，越是危险，越愿意往前靠。
一次战斗中，他盯上了一名持枪的敌兵。对方正在瞄准，他却突然挺起梭镖，喝道：“缴枪不杀！”对方一时迟疑，王扶之抓住机会夺下武器。那是他参加战斗后缴获的第一支枪，也成为他早年军旅生涯中难忘的一幕。
战斗结束后，上级发现这个少年反应快、胆量大，而且识得一些字，便把他调入测绘集训队。别小看测绘工作。部队行军、宿营、设伏、进攻，都离不开地形判断。一张地图画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指挥员能否少走弯路。
王扶之在测绘队里下了苦功。观察地形、辨认方向、记录高程，看似枯燥，却让他逐渐理解了作战指挥的基本规律。他还常在首长身边听取部署，把地图上的山梁、河沟，与战场上的兵力行动联系起来。
从榆林桥、直罗镇，到东征、西征和山城堡，他在一次次行军作战中积累经验。抗日战争时期，他做过测绘、通信等基础工作，职务未必显眼，承担的却都是军队运转不可缺少的环节。
解放战争阶段，王扶之开始担任军事主官，参加四平保卫战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担任主攻团团长，在天津战斗里率部突破城防。此时的他，已经从当年拿梭镖的少年，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并没有立即进入安稳时期。朝鲜战争爆发，王扶之所在的部队编入东北边防军，随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同美军正面交锋，战场环境严酷，指挥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判断。
1952年，他在朝鲜一次防空洞坍塌事故中险些遇难。当时洞内共有7人，炸弹落下后，洞顶塌陷，外面的官兵连续挖掘，却迟迟没有发现生命迹象。就在大家近乎绝望时，两只苍蝇从土石缝隙中飞出，说明洞内仍有空气流通。
营救人员据此重新确定位置，终于打通通道。王扶之获救时已经被困很久，他坚持让其他人先出去，自己留到最后。后来谈起这场险情，他只说自己“命大”，并没有把它讲成什么传奇。
1953年5月，他从朝鲜回国，之后进入军队院校学习，又回到部队任职。1968年，他调入总参谋部，先后担任作战部副部长、部长。这个岗位需要掌握全军情况，研究战略方向，也要参与重大军事行动的组织协调。
因此，1975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时，外界难免觉得职务变化幅度不小。王尚荣替他不平，王扶之却看得很实际：“岗位不同，责任没有大小之分。”在他看来，能不能把组织交办的事情做好，比职位名称更要紧。
到了山西，他仍按老习惯工作，深入部队了解训练和战备，研究当地的地形、交通与防务条件。对一个从基层战士走出来的将领而言，省军区并不是可以安置晚年的闲职，而是守卫一方、训练部队的重要岗位。
这也是王扶之那句“官也不小了”背后的分量。它不是自我安慰，更不是故作豁达，而是一个经历过战火、负伤和生死考验的军人，对职位、责任与个人得失的真实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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