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7月7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罗稷南和文化教育界代表围坐交谈。一场谈话本来围绕翻译与文化展开，却因一个人的名字，突然转向了鲁迅。
毛泽东见到罗稷南时，特意提到《马克思传》的翻译工作，称赞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罗稷南并非普通的译者，他长期在文化战线上工作，经历过战争、流亡和复杂的时代风云，对知识分子的处境有切身感受。
谈到鲁迅时，毛泽东评价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罗稷南听到这里，提出了一个颇有分量的问题：“假如鲁迅先生今天还活着，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并不轻松。
它问的不是鲁迅会写什么文章，而是像鲁迅这样的人，处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还会不会继续拿起笔，继续批评和思考。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道：“无非两种结局：一种是继续写作，另一种是识大体，不作声。”
话说得平静，分量却很重。
罗稷南原名陈强华，早年曾在北京大学求学，接触过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后来，他任教于厦门大学，北伐时期投身政治宣传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在蔡廷锴身边任职，参与抗日相关事务。
“罗稷南”这个名字，是抗战时期使用的笔名。它取自《堂吉诃德》中那匹瘦马的译名，带有自嘲意味，也包含了与蔡廷锴并肩前行的特殊记忆。蔡廷锴身材高瘦，罗稷南便以这匹瘦马自况，愿意做一名随军奔走、承担事务的人。
1934年以后，罗稷南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翻译过高尔基的作品，也译过《马克思传》。上海沦陷后，环境更加危险，即使遭到日军拘捕，他仍没有完全放下手中的译笔。对他而言，翻译不是谋生技巧，更是传播思想的一种方式。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他才会敏锐地追问：鲁迅若置身于新的社会，究竟会如何选择？
鲁迅去世于1936年10月19日，终年55岁。毛泽东与鲁迅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是一件颇令人遗憾的事。但两人的思想联系，并不以见面为前提。
毛泽东早年读鲁迅的文章，关注的不只是文采，而是文章背后的现实判断。《狂人日记》揭示封建礼教的压迫，《阿正传》刻画国民精神中的麻木，《药》写革命者牺牲与民众隔膜之间的悲凉。鲁迅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传奇英雄，而是普通人、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
这正是鲁迅的锋利之处。他不满足于描写表面现象，而是追问人为什么会麻木，社会为什么会沉沦，青年又该怎样改变自身。留学日本期间，他原本学习医学，后来却转向文学，原因就在于他逐渐认识到，医治身体并不能解决民族精神上的困境。
五四时期，鲁迅使用白话文写作，把复杂的思想放进普通人能够接近的文字里。他所说的“立人”，不是培养几个出名人物，而是希望国人摆脱奴性、冷漠与盲从。文章因此有了战斗性质。
1933年，冯雪峰到达中央苏区后，毛泽东曾向他询问鲁迅的生活、写作和身体状况。两人谈得很多，话题常常围绕鲁迅展开。毛泽东关心的，既有鲁迅的作品，也有他在上海文化界所处的环境。
1936年鲁迅病逝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及这位作家。他看重鲁迅，并不是因为鲁迅拥有某种现成身份，而是因为鲁迅始终站在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前面，用文字揭露问题，不肯用漂亮话遮掩现实。
因此，1957年的那个问题，实际上也在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社会发生变化，作家的责任是否也会变化？旧时代需要呐喊，新社会是否还需要批评？毛泽东给出的两种可能，恰恰说明他理解鲁迅的复杂性。
一种结局，是鲁迅继续写作。新的生活会带来新的矛盾，他大概仍会观察普通人的命运，仍会追问思想中的僵化与人性里的弱点，也仍可能因为直言而引发争议。
另一种结局，是鲁迅识大体，不作声。这里的“不作声”，并非简单的沉默，更像是对现实条件、社会大局和表达方式的审慎权衡。毛泽东把它说出来，未必是在断定鲁迅一定如此，而是在承认环境变化可能对作家产生影响。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谈鲁迅时，始终没有把他塑造成没有缺点的符号。鲁迅有自己的性格、脾气和局限，却正因如此，他的文章才带着真实的体温与锋芒。晚年读书时，毛泽东仍常翻阅鲁迅著作，并在书页上留下批注。
那场谈话没有留下更多传奇化的细节，却留下了一个值得反复琢磨的问题：当一个以批判现实著称的作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笔应当怎样落下？毛泽东没有替鲁迅作出单一判断，只说出了两种可能。迷人的地方，正在这份克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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