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博一巴掌拍在会议桌上，茶杯盖崩到地上，转了两圈才停。
上千万的订单，说没就没了。
他盯着人事经理薛洋，声音压得很低：“到底谁把黄刚赶走的？”会议室里二十多号人，没一个敢喘大气的。
薛洋缩在角落，后背的衬衫洇湿了一片。
厂长徐宏伟低着头，手指头在桌底下绞在一起。
窗外车间方向传来闷闷的机器声，断断续续的，跟人喘不上气似的。
01
那天的日子我记得清楚，十一月十七号，星期三。
天阴着，要下雪没下下来，空气里一股干冷干冷的味道，吸进鼻子里跟刀刮似的。
下午三点刚过，我刚把那台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修好。
控制面板的报警灯灭了，屏幕上数据稳稳跳着，声音听着顺耳，跟人退烧以后那个匀称的呼吸一个样。
这台机器趴了三天，曹春生带着人拆了装、装了拆，越弄越糟，最后连问题出在哪都找不着了。
我钻到机器底下，在油污里躺了四个钟头，才把那个传感器的问题摸出来。
手指头冻得发僵，从机器底下爬出来的时候，膝盖都不会打弯了。
我拿棉纱擦着手，薛洋就过来了。他手里捏着张纸，走得挺快，皮鞋跟敲在水泥地上当当响，跟算好了节奏似的。
“黄刚，你被辞退了。”
通知拍在我工具箱上，啪的一声。
旁边几个工友都愣住了，手里的活停了一半。
小刘正端着零件往机床上送，手一抖，零件差点掉地上。
我看着那张纸，上面就两行字，盖着厂里的红章。
理由写的是“优化人员结构”。
我手里还攥着刚换下来的旧传感器，上面沾着机油，黏糊糊的，顺着指缝往手心里淌。
我抬头看了薛洋一眼，他嘴角带着笑，眼睛却不看我，瞟着车间那头。
他穿的那件灰色夹克是新的，领子挺括，跟这个油乎乎的车间格格不入。
“理由呢？”我问。
“厂里决定，不需要理由。”
他说完转身就走，皮鞋声一路响到车间门口。
我站在那台刚修好的机床旁边，听见身后有人小声叫了我一声“黄主任”，我没回头。
机器还在嗡嗡地转，声音又稳又匀，跟我没关系了。
工具箱是我自己买的，用了快十年，铁皮上磕得坑坑洼洼的。
里面的扳手、螺丝刀、内六角，每一件都是我一样一样攒起来的。
那把活动扳手是刚进厂那年师父给的，手柄上的胶布缠了三层，磨得油亮。
我把它们一根一根收进帆布包，手有点抖，但脸上没显出来。
工友们站在车间门口，没人敢吭声。
小刘眼圈红了，张了张嘴，被旁边老师傅拉了一把。
有人递过来一根烟，我没接。
师父程根生追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走到厂门口了。
他六十五了，腿脚不利索，小跑着喊我名字，声音被风削掉了一半。
我摆摆手，没回头。
我怕一回头，有些东西就绷不住了。
厂门口那棵老槐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跟伸着手要什么东西似的。
回到家，马玉琼正在厨房择菜。她看我这个点进门，手里还拎着工具箱，愣了一下。水龙头没关，水哗哗地流着，她忘了关。
“今天下班早？”
“以后都早了。”
她手里那把芹菜掉进水盆，水溅了一地。
我坐在沙发上，把通知掏出来放在茶几上。
那张纸在口袋里揉了一路，皱巴巴的。
她拿起来看了两遍，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把那张纸往桌上一摔。
“二十年！你干了二十年！说踢就踢了？”
我没接话。
儿子黄咏思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听了两句，嘟囔了一句“那以后学费怎么办”，转身又把门关上了。
那扇门关得不重，但在我耳朵里跟砸下来似的。
门板上贴着他小时候画的画，蜡笔颜色都褪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站在一台大机器旁边，机器画得比人还大。
晚上躺在床上，马玉琼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去劳动仲裁。
可另一个声音又冒出来：仲裁要时间，要跑手续，房贷下个月要还，儿子学费下个月要交。
折腾不起。
我在宏兴干了二十年，从学徒干到车间主任，手上修过的机器少说上百台，到头来连个正经理由都没捞着。
我翻了个身，把闹钟关了。第二天不用上班了，但那个点还是醒了。天还没亮透，窗外有人扫雪，笤帚一下一下划在水泥地上，刺啦刺啦的。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走的那天下午，那台机床的控制面板里，有几个关键参数被人动过。
动得很巧妙，不是马上出问题，是慢慢偏，一天偏一点，跟温水煮青蛙一个道理。
我在的时候每天巡检，参数一偏我就调回来，什么毛病没有。
我走了，那点偏差就像没人管的野草，一天一天长。
02
第二天一早，我还是那个点醒的。
穿上工作服才反应过来，又脱了。
那件工作服洗得发白，左胳膊肘上打了个补丁，是马玉琼去年缝的。
我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把工作服叠好放进衣柜最底层。
马玉琼出门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说什么，最后只叹了口气。
门关上以后，家里静得能听见水管里咕噜咕噜的响。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地板上一块一块的，灰尘在里面慢慢飘。
我开始跑工作。
先去了城东的联发机械厂，管人事的看了我身份证，又看了看我填的表，说“回去等通知”。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瞟着电脑屏幕，压根没看我。
等了两天没动静。
又去了城北的恒力设备，那边的人倒是热情，又是倒茶又是让座，聊了半个钟头。
临走的时候，管事的拍了拍我肩膀：“老黄，你技术我们知道，但薛经理打过招呼了，我们不好做。”
我问他哪个薛经理。他说：“宏兴的薛洋啊，你们人事经理。他跟我们老板吃过饭了。”
跑了七八家，一听我名字就摇头。
有的客气点，说“暂时不缺人”。
有的不客气，说“你得罪人了不知道吗”。
我站在人家厂门口，看着里面机器转着、工人忙着，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才半个月工夫，行业里好像没人不知道我黄刚被宏兴踢出来了。
那半个月，我每天早上假装出门，在公园里坐到中午。
石凳子凉，风从湖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腥味。
公园里都是老头老太太，遛弯的遛弯，下棋的下棋。
有一回一个老头坐我旁边，问我是不是也退休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我不敢让马玉琼知道连门都出不去，她要是知道，更得急。
家里气氛越来越闷。
马玉琼念叨的话从“怎么办”变成了“当初让你给领导送点礼你不听”。
她洗碗的时候摔摔打打的，碗沿磕在水池边上叮当响。
我听着，不还嘴。
黄咏思开始躲着我，放学回来就钻进屋里，吃饭都端进去吃。
有一回我听见他打电话，跟同学说“我爸失业了”，声音压得很低，跟做贼似的。
我站在门外，攥着杯子，站了很久。
杯子里是白开水，凉透了。
师父程根生找上门那天，我正在阳台上抽烟。
他闻不得烟味，一进门就咳，咳得脸都红了，但还是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
信封皱皱巴巴的，封口用饭粒粘的。
“我一个老伙计，城南有个小厂，缺个维修工。钱不多，你先干着。”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地址和电话，还有五百块钱。师父退休金一个月才两千多，这五百块钱不知道攒了多久。
“师父，这钱……”
“拿着。”他摆摆手，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的，“手艺在身，饿不死。别的都是假的。”
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送他到楼下，看着他骑上那辆旧自行车，链条嘎吱嘎吱响，车筐里放着一袋子药。
他腰不好，骑得慢，过了好一会儿才拐出小区门口。
我去了那个小厂。
厂子就十几个人，两台老掉牙的车床，厂房是租的，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
老板姓吴，四十来岁，实在人，不管我以前的事，只看我修不修得好机器。
我干了一个礼拜，把两台车床收拾得利利索索，该换的轴承换了，该紧的皮带紧了，声音听着都不一样了。
吴老板多给了两百奖金，说“老黄你太认真了”。
就在我埋头干活的时候，宏兴厂里，那台德国机床第一次报了警。
曹春生带着人修了两个小时，没找出毛病，最后关了电源重启，报警灯灭了。
他抹了把汗，跟旁边人说“小问题，重启就好了”。
厂长徐宏伟从车间门口路过，问都没问，夹着公文包走了。
03
日子一天一天过。
我在小厂干得踏实，虽然钱少，但老板尊重人。
每天下班前，我把两台车床检查一遍，该紧的螺丝紧一遍，该加的油加上。
吴老板说“老黄你歇会儿”，我说“习惯了”。
手闲不住，眼睛也闲不住，看见哪颗螺丝松了不紧上，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宏兴那边，报警从三天一次变成一天一次。
曹春生撑不住了，去找徐宏伟要人。
徐宏伟在办公室里泡着茶，桌上摊着报纸，听完摆摆手：“设备老了，正常。你盯紧点就行。”
曹春生又去找薛洋。
薛洋正在打电话，声音压得低低的，看见他进来，把电话挂了。
听完曹春生的话，他不耐烦地挥挥手：“那机器黄刚修了那么多年，本来就该大修了。你写个报告，打上去换新的。”
曹春生没敢写。
换一台进口设备要好几百万，他怕担责任。
他就让工人重启，重启不行就拍两下，拍不好就停半天再开。
生产断断续续，但产量数字还在，上面也没人细看。
小刘私下跟工友说，这台机器“跟人得了病似的，一天不如一天”。
那天我下班刚到家，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说是精工机械厂的胡建邦。
他说久仰我名字，想请我吃个饭。
我推了两回，说不用客气。
他直接开车到我家楼下等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单元门口，车身擦得锃亮。
饭桌上他没绕弯子：“黄师傅，我那有台日本进口的加工中心，老出问题。原厂工程师来了两趟没弄好。你来看看。”
第二天我去了。
精工的车间比宏兴大，设备也新，地面刷着绿漆，亮堂堂的。
那台日本加工中心的问题确实刁钻，但我在宏兴跟进口设备打了十几年交道，底子在那。
花了半天时间，我把问题找到了，一个很隐蔽的液压回路故障。
我把拆下来的阀芯拿给胡建邦看，上面有一道极细的划痕，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胡建邦当场拍板，工资翻倍，配独立工作室。
我没马上答应。
晚上给师父打了个电话，师父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那边靠本事吃饭，没人给你使绊子。”他说话的时候喘着粗气，大概是刚从楼下走上来。
我正式入职精工机械厂那天，宏兴那边，设备故障已经从一个车间蔓延到整条线了。
但厂长徐宏伟刚签了一笔大订单，出口的，交货期很紧。
他跟薛洋说，设备的事你盯着，不能耽误生产。
薛洋拍胸脯保证：“没问题，小毛病，让曹春生加班顶着。”
曹春生那天晚上在车间待到十二点。
他站在那台德国机床前面，听着里面齿轮咬合的声音越来越沉，像什么东西在里面慢慢烂掉。
他给薛洋发消息，说“真的顶不住了”。
薛洋回了一个字：“顶。”
04
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天早上，那台德国机床彻底趴窝了。
屏幕上一排红色报警，密密麻麻的，主轴锁死，刀库停在半空，怎么也动不了。
操作工按了好几次启动，机器连声都不吭了。
曹春生带人折腾了一上午，连问题在哪都找不到。
整条生产线停了，后面等着加工的毛坯堆成了小山，叉车停在过道上，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打瞌睡。
徐宏伟到车间看了一眼，脸色不太好看，但还是没上报。
他站在机器前面，背着手转了两圈，说了一句“想办法”，就走了。
他让薛洋想办法。
薛洋打电话叫来了供应商的“专家”，一个姓董的年轻人，说是德国那边培训过的，穿一身蓝色工装，拎着个笔记本电脑。
董专家在机器前站了半小时，接上电脑改了一堆参数，说“好了”。
开机，运行，第一批产品出来了。
操作工拿卡尺一量，尺寸全部超差。
再量一件，还是超差。
一整批，全废了。
废件堆在检验台上，银亮亮的，跟一堆废铁似的。
徐宏伟这才慌了。
出口订单是有交货期的，逾期要赔违约金。
他把薛洋叫到办公室，关上门骂了半个钟头。
薛洋出来的时候脸是青的，又打电话把董专家骂了一顿。
董专家在电话里说：“参数我改过了，你们自己的操作工不会调，怪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就在宏兴厂鸡飞狗跳的时候，我在精工机械厂干了件露脸的事。
胡建邦接了个军工的单子，精度要求极高，那台日本加工中心怎么也达不到。
我在机器前蹲了两天，最后发现是地基水平微偏，导致导轨受力不均。
重新校准以后，第一批产品出来，精度比客户要求的还高一个等级。
胡建邦当场给我包了个红包，我没要。
我说：“设备跟人一样，你好好待它，它好好干活。”
晚上回家，师父程根生打电话来。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人听见。
“黄刚，厂里出大事了。那台德国机器废了，一批出口货全砸了。听说赔了不少钱。”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师父又说：“杨董事长从国外回来了，今天到厂里，发了好大的火。我听说，他在查你当初走的事。”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
烟灰掉在栏杆上，被风吹散了。
马玉琼走过来问谁打的，我说师父。
她站了一会儿，说：“该。”就回屋了。
那个“该”字，她说得挺轻的，但落在我心里，沉得很。
烟抽到一半，我把烟掐了。
楼下路灯亮着，黄黄的一团光，照着空荡荡的马路。
05
杨文博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到的厂里。
他常年在外面跑市场，厂里的事基本交给徐宏伟和几个副总。
这次是接到了客户的索赔函，才知道出了大事。
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脸黑得像锅底，后面跟着秘书和两个集团的人。
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大衣扣子崩了一颗，他也没管。
会议桌两边坐满了人，徐宏伟、薛洋、曹春生，还有几个车间主任。
杨文博坐下来，把索赔函往桌上一拍，那声音不大，但整个会议室跟被抽了气一样。
有人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木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
“上千万的订单，说没就没了。谁给我解释解释？”
没人说话。
徐宏伟清了清嗓子，刚想开口，杨文博抬手打断他。
他手指头粗短，手背上全是老年斑，那双手打过铁、开过机床，现在拍在会议桌上，咚咚的。
“我先问一句，黄刚呢？维修车间不是一直他负责吗？”
薛洋的身子往椅子里面缩了缩。
徐宏伟说是正常人员优化。杨文博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一巴掌拍在桌上，茶杯盖崩到地上，转了两圈才停。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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