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宽刑免赋：除孥去缚宽刑法，免赋开言启平路。|刘恒|吕雉|宽刑免赋|汉文帝|诏书

引言

何为真正的治国之道？不在严刑威慑，而在宽仁安民。秦法苛酷，连坐株连、言罪丛生，百姓负重难言。汉文帝连下三道诏令：废除收孥相坐，免天下田租，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一纸诏令，解开枷锁、轻减民负、广开言路。读完本文，你将读懂这场改革何以奠定盛世根基，窥见仁政背后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

文帝宽刑免赋

汉文帝刘恒在代邸接受群臣劝进、即天子位后，当天夜里就进了未央宫。他连夜拜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拜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殿中事务。这两项任命是把军权和宫禁都交给了从代国跟来的旧臣。但刘恒要坐稳这个位子，光靠换几个亲信还不够。他需要让天下人看到，他这个皇帝跟吕后不一样，跟秦朝也不一样。

文帝前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刘恒下了一道诏书。诏书说，法律是用来禁止暴虐、引导善良的。现在有人犯了法，已经被判了罪，却要让无罪的父母、妻子、子女和同胞兄弟一起受牵连，甚至被收为官奴婢。刘恒说，他很反对这种做法。他让丞相和有关部门讨论，把这条律令废除。

这道诏书在《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里都有记载，原文说得很清楚：“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收帑”就是收孥，把罪犯的妻子儿女没收为官奴婢。这条法律从秦朝就传下来了，汉朝建立后继续沿用。张家山汉简里的《收律》规定，罪犯被判了完城旦、鬼薪以上的罪，或者因为犯奸罪被处以宫刑，他的妻子、子女、田宅财产都要没收。

刘恒下了诏书之后，朝中大臣的反应很有意思。左右丞相周勃和陈平带着一帮官员上奏说，百姓不能自治，所以才要用法律来管。让亲属连坐、收孥，是为了牵制他们的心，让他们不敢轻易犯法。这个办法由来已久了，还是照旧比较方便。大臣们的理由很实在：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他的家人不受牵连，那他犯罪的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法律的威慑力就小了。

刘恒没有接受这个理由。他又下了一道诏书。他说，他听说法律公正，百姓就会诚实；罪罚得当，百姓就会服从。管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是官吏的职责。官吏既然不能引导百姓，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来惩罚他们，这是反过来害百姓、做暴虐的事。这样的法律怎么能禁止犯罪呢？他让大臣们再仔细考虑。

周勃和陈平再次上奏。这一次他们的口气变了。他们说，陛下给天下百姓施加了大恩惠，让有罪的人不被收孥，无罪的人不被连坐，这是盛大的德行，臣等比不上。臣等恭敬地奉诏，废除收律和相坐法。

这道诏书的效果，可以从张家山汉简里找到证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法律。学者们发现，在这批律令的抄本中，所有关于“收”和“收孥相坐”的条文都被删去了，删除的地方还保留着空白。这说明文帝二年“尽除收律、相坐法”的命令，确实被执行了。

不过这件事还有一个后续。文帝后来受了方士新垣平的欺骗，一怒之下把新垣平“夷三族”。夷三族是比收孥更重的族刑，把犯人的父族、母族、妻族全部杀掉。刘恒自己废了收孥，却又恢复了夷三族，这说明他在刑罚改革上并不是一味宽大，遇到谋反大逆的事情，他也会下狠手。但收孥这一项，此后确实不再普遍使用了。

废除收孥相坐律令之后，刘恒又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件事发生在文帝前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78年五月。诽谤妖言之罪是秦朝留下来的。秦朝法律规定，批评朝政叫“诽谤”，说怪话叫“妖言”，犯了这两条罪的人要被处死，严重的还要灭族。刘邦入关的时候，跟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说“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秦法都废除了。但汉朝建立后，这些罪名又慢慢恢复了。

刘恒下诏说，古时候治理天下的人，朝廷设有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用来开通治道、招来谏言。进善之旌是让百姓提好建议的旗子，诽谤之木是让百姓写批评意见的木柱。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会让群臣不敢说真话，君主没有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样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良呢？应该废除这条法律。

刘恒还说了一段话，说有些小民愚昧无知，跟别人约好了一起诅咒皇帝，后来又互相欺骗，官吏就认为这是大逆不道。这些人说了些别的话，官吏又认为这是诽谤。这些百姓愚蠢无知，却要因此抵命，他很不赞成。从今以后，有犯这类罪的，不要受理。这道诏书在《史记·孝文本纪》和《汉书·文帝纪》里都有记载。不过学者们对这道诏书的实际效果有不同看法。有研究指出，文帝并没有废除诽谤妖言之“法”，而是对诽谤妖言的行为“勿听治”，就是不受理、不追究。法律条文还在，只是皇帝下令不执行了。这间接导致了文帝以后，巫蛊等行为在民间和宫廷越演越烈。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跟文帝这个“勿听治”的政策有一定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刘恒这道诏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广开言路的作用。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里评价这件事说，诽谤妖言之法“汉本于秦，前古所无”“文帝特诏除之”。废除诽谤妖言之罪的同一年，刘恒还做了一件跟农业有关的事。文帝前元二年九月，刘恒下诏说，农业是天下之本，百姓辛勤种地却还要交租税，这样种田跟经商就没有区别了，对劝农不利。他下令免除今年田租的一半。

汉朝初年的田租是十五税一，就是收成的十五分之一交给国家。刘恒减半征收，就是三十税一。过了十年，文帝前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刘恒又下诏说，农业是天下之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现在百姓勤身从事，却还要交租税，这是本末没有分清，劝农之道还不完备。他下令免除全部田租。

这次免除田租，不是只免一年。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晁错建议让百姓把粮食运到边境换爵位，边境的粮食够用五年之后，就可以让百姓把粮食交到郡县。郡县的粮食够用一年以上，就可以“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听了晁错的话，“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这项免税政策一共执行了十三年，直到景帝即位后才恢复成三十税一的标准。

免除田租的同时，刘恒还减轻了其他赋税。口赋从每人一百二十钱降到了四十钱。徭役从每年服役改为三年服役一次。这些措施的效果很明显。秦朝末年人口大约两千万，经过秦末战乱，到汉高祖初年降到一千四百万左右。文帝在位期间，人口迅速增加到三千一百万。

刘恒在文帝废收孥、废诽谤妖言、减田租等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凸现了两个字：宽和。刘恒在代国十七年，看到吕后怎么用严刑峻法对付刘家的人，看到秦朝怎么因为暴政失了天下。他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不靠严刑来吓唬百姓，而是靠减轻负担来让百姓安心种地。他不靠堵住嘴巴来维持稳定，而是靠打开言路来让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