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南昌的一所医院里，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因病住院。病情比预想严重，省委领导和亲友几次劝他到北京、上海诊治，他却始终没有答应。对这位长期主持江西工作的干部来说，拒绝外出并非不珍惜生命，而是有着另一层顾虑。
邵式平担心的是干部待遇与普通群众之间的距离。他说：“我是省长，病了可以到外地，一般干部能不能去？老百姓又怎么办？”在他看来，领导干部不能只享受地方建设的成果，却把最好的医疗条件留给自己。
老战友方志纯前去探望时，也曾当面劝他。邵式平没有发火，只是反复说明，江西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把病人送出去，而在于培养本省医生、改善本地医院。妻子后来劝他，他仍说：“我问心有愧啊。”
这句话，和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是一致的。早在南昌解放后，邵式平面对的就不是一座现成的现代城市。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6月16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成立，担任主席的邵式平很快把注意力放到城市秩序和长远建设上。
南昌当时基础薄弱，交通、住房、排水和公共设施都需要重新安排。邵式平并不满足于修几条路、盖几栋房，而是要求城市建设经得起几十年使用。他主持推动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等工程，并亲自过问重要项目的规划。
有一次，南昌铁路局没有经过市政府同意，修建了一批低矮密集的职工宿舍。邵式平得知后，认为这种“鸽子笼”式建筑既浪费土地，也破坏城市布局，便要求有关方面停止继续建设。他的意见很明确：公共建设不能只顾眼前方便，必须服从全市规划。
这种较真的作风，也体现在江西宾馆等项目上。今天看来，一座建筑很难说明全部问题，但在当时，南昌需要的是能够承担政务接待和重要活动的公共设施。邵式平考虑的，正是省会城市的整体功能，而不是个人政绩上的短期显眼。
城市逐渐走上轨道后，他又把精力转向工业和教育。江西工业底子薄，教育基础也相对落后。一次会议上，他讲得很直白：“工业是重点，农业是重点，文教也应该是重点嘛！”这不是简单并列，而是对江西发展短板的判断。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工程一百五十六项中，江西承担了六项，同时建设和扩建了一批地方骨干企业，江西棉纺织厂、江西造纸厂、江西拖拉机厂等项目相继推进。工业基础由此开始形成，许多后来支撑地方经济的门类，也是在这一阶段打下根基。
教育方面，邵式平主持制定江西教育改革方案，既发展普通高校，也重视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以及劳动大学等教育机构，分别承担理论学习、专业训练和技术培养的任务。这样的安排，明显带有为地方工业建设服务的考虑。
他还习惯从普通人的反映中检查政策。邵式平喜欢同教师、青年和基层干部交谈，不太愿意只听汇报材料。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把“群众满意”当成一句口号，而是常常追问：粮食收购顺不顺利，工人住房够不够，学校里缺什么教师，医院能不能看病。
到赣南检查工作时，他曾看到糖厂门前挤满送甘蔗的农民，有些人车拉肩挑，等了几天仍未完成收购。邵式平当场批评有关部门：“群众来办事，不能让他们白等。”在他看来，服务态度不是小事，直接关系到群众是否相信新政权。
遗憾的是，长期超负荷工作也损害了他的身体。病情加重后，北京、上海的专家曾到南昌会诊，中央领导也曾获悉他的情况并劝其外出治疗，但邵式平仍选择留在江西。这个决定未必能改变病势，却清楚表明了他的取舍：自己可以少一些便利，地方却不能永远依赖外部条件。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在南昌病逝，终年65岁。那时，距离他主持江西建设已经过去十六年。城市道路、工业项目、学校和医院，构成了他留给江西的一份具体答卷；而病中不肯离省求医的选择，也成为这位省级干部一生为政取向的最后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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