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哈尔滨平房区。日军撤退前把四方楼炸了。这栋建筑是731部队的核心，里面关着的人，后来去了哪里？
四年后，一段法庭录音给出了答案。
1949年12月，苏联伯力城。滨海军区军事法庭上，审判员问731部队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部长川岛清：“囚犯里也有女性吗？”
川岛清答：“有的，不出意外的话是俄罗斯人。”
审判员追问：“那个女人带着幼儿吗？”
川岛清说：“是的，带着幼儿。”
审判员接着问：人感染细菌后，部队给治疗了吗？川岛清说，治疗了。那康复之后呢？川岛清的回答是：“放置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提供给其他的实验是很平常的事情。”
审判员最后问：“所以，你在部队中的工作，就是让进入这个部队监狱的人不能有一个能活着出来对吗？”
川岛清说：“是的。”
这不是后人整理的，是NHK电视台从俄罗斯拿到原版录音后逐字翻译出来的审判现场对话。川岛清亲口说的。
731部队给关在里面的人起了一个称呼——“马路大”。日语里是“原木”的意思。原队员胡桃泽正邦在1991年留下的口述证言里解释过这个词：“‘马路大’就是表示素材的意思。收容者，动物之外还有人。所谓‘马路大’，如你所知，就是人、俘虏。”
人和动物，在他们眼里是同一类东西。都是素材。
四方楼是731部队的核心建筑，细菌实验室和用活人做实验的特设监狱都在这栋楼里。特设监狱分7栋和8栋，由特别班管理。学者王萌在研究中引述了多名原队员的证言：被实验者中男性占主体，但也有少量女性。有特别班班员提到女性被实验者多监禁于7栋；也有队员认为原则上7栋收押男性、8栋收押女性，因为女性少，8栋也收押男性。女性被实验者不戴手铐脚镣，特别班有时让她们做缝补被褥或踩缝纫机这类杂务。
但有一件事让人想不通。被实验者入狱后，胸前用墨汁写下四位数的号码，真名就被抹掉了。可据原队员透露，8栋二层入口旁有一间医官室，里面保存着被实验者的病历本，上面详细写着“既往病症、出生年月日、本名、地址、家庭成员等各类信息”。
他们知道你是谁，知道你从哪里来，知道你有家人。然后照常做实验。
1943年，731部队卫生兵古都良雄在伯力法庭上交代了一件事。审判录音里，古都良雄说得很清楚：为研究梅毒的预防药，日军对被关押的中国女性进行了梅毒实验。
胡桃泽正邦在证言中也承认，他参与过对感染梅毒菌的中国女性的活体解剖。央视2024年的报道里，披露了胡桃泽正邦生前的一段采访录音，他提到被解剖的人会从麻醉中醒过来，“有人更会大喊，大声呼喊着放过我的孩子”。
还有冻伤实验。731部队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专门负责这项研究。据731部队军医西俊英在伯力审判中的供述，吉村说过：在零下20度左右的极寒天气里，把关在监狱里的人放到外面，用大扇风机对着吹。人为冻伤后，用小棒敲打手指，手指会变得像木板一样坚硬。
731部队宪兵仓员在法庭上描述过他亲眼见到的冻伤实验结果：“进入研究室后首先看到的是在长长的椅子上坐着的五名中国囚犯。三人的手指全部变黑，最后脱落了下来。剩下的两人，手指变黑了，最后只残留下了骨头。”
原气象班成员西岛鹤雄后来的证言更具体。他说冻伤实验是“脱掉他们的上衣，让他们光着身子，放在零下20摄氏度甚至零下25摄氏度的环境里”。
最让人说不出话的，是怀孕的女性。
原731部队少年兵清水英男，1945年时只有14岁。入队一个月后，教官带他去了标本室。2024年他在接受央视专访时回忆：“有些是从母体中取出的胎儿标本，也有仍在母亲子宫里的标本，几乎所有类型的都有，也有成年人的标本。”
记者问他看了标本室里的瓶子有没有想起以前的事，他说：“把无辜的胎儿做成标本，让人无语，心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原解剖技师胡桃泽正邦在1991年的口述证言里承认，他亲手解剖过三百个人。“我解剖了人体是300个，其中有三分之一曾被（作为标本）保存下来，其余的都烧了。我们解剖的时候，人还是温热的，有血喷出。”解剖小组最少五个人，一天能处理三个人。特设监狱里“常备40人，因为有被研究弄死的，随时可以得到不断地补充”。
据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的供述：1939年到1945年，每年被押进731部队本部监狱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到600人，每年因实验而死的至少有600人，总数不少于3000人。
三千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来。
这些事不是某个疯子的个人行为。731部队本部在哈尔滨平房区，核心研究员绝大多数不是军人，而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名校的医学教授和研究生。NHK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里披露过，这些大学把731部队当成“科研机遇”，主动把门下学生送过去。
战后呢？据学者统计，至少9名原部队成员出任医科大学校长，14人担任医学部部长或研究所所长，近百人进入顶尖高校任教。冻伤课课长吉村寿人战后成了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终生否认一切指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石井四郎下令炸毁基地。但真正让这些罪恶尘封的，不是那些销毁令。
东京审判的起诉书里，细菌战相关内容几乎空白。石井四郎没有站上被告席。他回到日本后在新宿区开了一家诊所，1959年死于喉癌，67岁。
受害者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加害者却带着“马路大”的数据，过完了体面的一生。
记者问他这次去哈尔滨谢罪当时想的是什么，他说：“完全是道歉的心情，已经记不清遇害者们的面容了，我想要是没做过这些事情就好了。”
他说他记得之前曾偶尔交谈过的一个中国少年，“如果他还活着能见一面就好了”。但那个少年没有活下来。没有人活下来。
清水英男是第5位返回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原队员。731部队名簿记录了3600多名成员，绝大多数已不在世。用陈列馆馆长金成民的话说，他“也可能是最后一个”。
那些被叫做“原木”的女人，没有墓，没有碑，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档案记下她们的名字。她们中间有人临死前，腹中还有一个没来得及出生的孩子。
四方楼炸了，档案烧了，但川岛清的声音留在了伯力的法庭录音里。那几句问答，就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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