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驻地，一次深夜离队，让杨成武、聂荣臻和彭德怀都感到震动。离开的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侦察科科长袁彪、侦察股股长罗昭辉，以及第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等二十多人。

哨兵发现异常后，立即报告上级。杨成武从睡梦中惊醒，迅速组织人员追赶。队伍最终在河北徐水县一带被截住，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在战时，成建制人员擅自离队，性质显然不能轻描淡写。

杨成武没有压下这件事，而是如实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报告。聂荣臻接到消息后，同样不敢大意，随即将情况上报八路军总部。军纪问题一旦处理失当，容易影响部队的战斗秩序；若处置过轻，也可能让其他人产生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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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总部时，彭德怀正在处理军务。以他的脾气，对临阵脱离队伍一向极为反感。有人回忆，当彭德怀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时，态度相当严厉：“晋察冀出了二十多名逃兵，必须严肃处理。”

毛泽东听完后，起初也认为应按军纪办理。彭德怀于是提出，准备将这些人处决。就在这时，毛泽东要求先看完整报告，尤其要核对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和离队原因。

名单翻到杨上堃时，毛泽东停了下来。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重新看了有关材料。片刻后，他对彭德怀说：“杨上堃不能杀。”

彭德怀并不服气，反问道：“他毕竟带头离队了。”毛泽东没有否认这一点，只是指出，杨上堃并无投敌意图，主要是因为职务安排产生情绪，属于部队内部矛盾，不能简单等同于叛逃。

这个判断，和杨上堃此前的经历有关。

杨上堃是江西兴国人，少年时期参加红军，靠着机敏果敢逐渐得到重用。长征途中，他已经担任连级干部。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许多熟悉的战友倒在行军路上，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刺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的指挥关系发生重要变化，但部队仍处在敌军围追堵截之中。渡乌江时，红军需要迅速打开通道。杨上堃奉命率先组织渡江，挑选十六名战士，乘坐三只竹筏，在火力压制下接近对岸。

江面并不宽，危险却集中在每一寸水面上。敌军射击时，竹筏不断调整方向。靠近岸边后，杨上堃带人投掷手榴弹，压制守军，终于建立起渡江支点。部队随后扩大突破口，为红军继续西进争取了时间。

这次行动使杨上堃受到表彰，后来也成为他在红军队伍中颇具影响的一段战斗经历。需要说明的是，民间常把相关表彰说成一块能够免死的“金牌”，这种说法带有明显传奇色彩，不能当作正式制度理解。可以确认的是，他确实因作战表现得到过肯定。

抗战开始后，杨上堃继续在杨成武麾下任职。1940年，原部队领导调整，陈正湘调任支队领导，团内职务出现空缺。许多干部认为，熟悉部队军事工作的杨上堃有可能接任团长，但杨成武最终安排宋玉琳担任团长，同时让杨上堃担任支队参谋长。

职务看似提升，杨上堃却没有这样理解。他长期从基层带兵，擅长的是战场指挥，而不是机关参谋工作。在他看来，这种安排没有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发挥，甚至有“明升暗降”的意味。

情绪积累之后，袁彪、罗昭辉又不断劝说他另带一支队伍出去作战。杨上堃没有及时约束自己，竟同意了这一做法，于是出现了深夜离队的一幕。严格说来，这是一场严重的违纪行动，但它与投敌叛变仍有区别。

毛泽东看重的，正是这一区别。彭德怀虽坚持军纪不可破坏，毛泽东却认为，对不同性质的问题应作不同处理。杨上堃最终没有被处决，而是接受组织审查和处分。

此后，他没有离开革命队伍。解放战争时期，杨上堃曾在东北工作，担任吉林市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团长，后来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副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江西工作。后来有人重新追究旧案，毛泽东得知后曾询问：“他的问题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查？”这句话，也成为杨上堃此后政治命运中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