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下旬，南宁火车站，韦国清带着从北京返回广西的行李走下站台。迎接他的同志已经等候多时，并安排他到明园饭店休息。韦国清却没有停留太久，只说了一句：“我是回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
这句话，点出了他的工作作风，也解释了后来那句关于工资的回答。对韦国清来说，职务名称可以变化，工作地点可以调动，真正不能改变的是组织交给他的责任。
韦国清并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到广西任职。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在华东地区工作，后来被调往北京。由于他在解放战争后期参加过军事调处工作，接触过美国方面人员，中央一度考虑让他从事外交工作。
1950年初，韦国清到北京后，便和夫人许其倩一起学习外交知识。偏偏这时，他因阑尾炎住院，手术后又出现病情反复，治疗和休养持续了较长时间。刚恢复不久，他便接到新的任务。
这一任务与越南有关。
当时，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处在抗法战争之中。1950年，胡志明访问北京，希望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越南人民军建设。经过研究，中央决定组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被任命为团长。
这个安排并非偶然。韦国清有军事指挥经验，参加过谈判工作，又是广西东兰人，熟悉边疆情况，和越南方面沟通也较为便利。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曾说，原本考虑过让韦国清承担其他外交任务，后来根据实际需要，改派他前往越南。
1950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顾年堂接见顾问团成员。面对这项远离国内、情况复杂的任务，韦国清没有提出个人条件，只表示：“保证完成任务。”顾问团随后在南宁集中，广西方面没有举行公开欢送，因为任务需要保密。张云逸代表当地同志前来送行，这个细节让韦国清印象很深。
1950年8月11日，韦国清进入越南。顾问团的工作并不是简单传授战术，而是参与军队建设、干部训练、后勤组织以及作战准备。1951年至1952年间，韦国清曾因病回国治疗，身体有所恢复后又返回越南，继续主持顾问团工作。
在越南期间，他和越南同志共同经历了抗法战争的重要阶段。顾问团提供的帮助涉及多个方面，既包括作战指导，也包括军队制度和训练方法。韦国清并不把自己摆在“指挥者”的位置上，而是反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再同越方干部商量办法。
有一次，身边同志劝他多休息，他回答：“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只顾自己方便。”这类话并非场面上的表态，而是他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
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取得重要进展，日内瓦会议后，双方实现停战。此后，中国开始考虑逐步结束军事顾问团工作。胡志明对韦国清十分信任，希望他继续留下，帮助越南人民军完善建设。直到1956年3月，最后一批顾问人员撤回，韦国清才离开越南。
回国后，他先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又在彭德怀陪同下向毛泽东作详细汇报。彭德怀认为韦国清军事经验丰富，建议让他进入军事学院学习，继续留在部队。韦国清自己也熟悉部队生活，对军队工作并不陌生。
但中央有另一层考虑。广西与越南接壤，韦国清长期在越南工作，了解当地情况；同时，广西壮族人口较多，未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建设需要合适的领导干部。周恩来同他谈话时，特别说明了这些安排，并鼓励他不要因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而畏缩。
韦国清曾担心自己做不好地方工作。周恩来则为他推荐了熟悉广西情况的陈漫远，帮助他尽快熟悉地方事务。这个安排，既考虑了个人经历，也照顾了广西当时的实际需要。
1956年6月，韦国清到达南宁。省委机关的同志发现，他住下后很快便开始了解粮食、交通、工业和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那时的广西基础薄弱，山区交通不便，许多地方仍缺乏稳定的生产条件。省级领导面对的不是一间办公室，而是一整套亟待建立和改善的地方治理体系。
也就在这段时间，有人提醒韦国清，军队将领的工资待遇高于地方干部，转到地方任职后，收入会少不少。这个提醒并无恶意，毕竟从军队转到地方，待遇变化确实是现实问题。
韦国清听完笑了笑，说：“既然到地方工作，就按地方干部的标准来。少拿一些，没有什么。”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反映出当时干部调动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职务待遇服从工作需要。韦国清从越南回国，本可以留在熟悉的军事岗位，却接受了地方建设任务。工资减少，对他而言只是个人生活上的变化；能否把广西的事情做好，才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1956年广西省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新的领导班子逐步形成。韦国清开始从军事和对外工作，转向地方经济、民族事务、基层组织和社会建设。几年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他又承担起自治区领导工作，早年在边疆和越南积累的经验，成为处理相关事务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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