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京病房里，身患重病的韩先楚惦记的不是自己的治疗，而是秘书姚科贵今后的工作安排。他拿起电话，拨给老战友余秋里，请对方替姚科贵向组织反映，希望能给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年轻干部安排一个合适岗位。
这通电话看似普通，放在韩先楚身上却并不寻常。几十年军旅生涯中，他很少为个人事情开口，更不会轻易动用私人关系。此次相托，表面上是为秘书谋一个去处，背后却是对一名干部长期付出的认可，也是一个老将临终前没有放下的责任。
姚科贵出生于1936年，湖北沙市人。新中国成立前后，他还是一名学生。读书期间，他成绩突出，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十四岁加入青年团组织。后来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又到解放军第一政治干部学院深造，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
有意思的是，毕业后面对一些部队抛来的橄榄枝，姚科贵没有急着去担任现成的领导职务。他选择从基层干起，做过士兵、班长、排长。这样的经历并不显眼，却让他真正熟悉了基层官兵的生活，也形成了不浮躁、不怕吃苦的工作作风。
1965年，姚科贵调到福州军区党委机关工作。没过多久，领导找他谈话，告诉他可能要去给司令员当秘书。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表现出多少兴奋，反而有些迟疑：“我资历还浅，能不能换一个更合适的人？”
对方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这是组织经过研究作出的决定。两年后，姚科贵正式来到韩先楚身边。对一个缺乏秘书经验的年轻干部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压力。韩先楚办事果断，工作节奏很快，常常深入部队和地方调查，一出去就是数日。
秘书并不是简单的记录员。韩先楚调研时，姚科贵要随身记录情况，回来后整理数据、起草材料，还要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分类归纳。很多时候，白天刚结束外出工作，晚上又要继续核对文稿。材料中的一个数字、一句话，都可能关系到上级判断，马虎不得。
韩先楚对秘书的要求很高，却不是只看文字功夫。他更看重一个人能不能沉下心，能不能在复杂事务中抓住重点。姚科贵逐渐摸清了他的工作习惯，也从单纯整理文件，转向参与调查研究和政策材料起草。
据相关回忆，从1970年至1980年初，姚科贵参与起草、整理的正式文件和汇报材料数量很多，累计文字达到百万字左右。这样的工作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却同样需要耐心和责任。韩先楚要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的内容，姚科贵必须反复核实，任何疏漏都不能放过。
代价也很明显。长期跟随首长外出，姚科贵很难顾及家庭。孩子出生时，他甚至因为任务在外、通讯不便，过了几天才知道消息。家中大小事情，多由妻子承担。孩子年幼时对父亲缺少印象，这份亏欠后来一直压在他的心里。
韩先楚并非看不见这些。一次在基层调研时，他大病初愈，仍坚持步行进入村庄，查看群众生活情况。看到有些百姓衣着单薄，他当即设法调拨军用大衣。姚科贵担心经费问题，韩先楚直截了当地说：“群众需要的东西，不能因为手续问题耽搁。”
这类细节，让姚科贵逐渐明白，韩先楚对工作的严厉，并不是为了树立威风，而是把责任看得极重。跟随他的近二十年里，姚科贵多次得到调整岗位、继续发展的机会，却没有离开韩先楚身边。有人替他惋惜，他自己却认为，能够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本身就是难得的锻炼。
1985年前后，韩先楚病情加重，开始认真考虑姚科贵的安排。他曾提醒对方：“不能总跟着我，你也要考虑自己的工作。”姚科贵没有顺势离开，仍然承担照料和工作的双重任务。一个是病中的老将，一个是陪伴多年的秘书，关系早已超出普通上下级。
到了1986年，韩先楚病危，还是亲自给余秋里打去电话，请他关照姚科贵的工作。余秋里了解老战友的性格，知道这位将军一生很少向组织提出个人请求，便表示：“你的意思我明白，姚科贵的事，组织会认真考虑。”
韩先楚于1986年6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此后，姚科贵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后来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那通病房里的电话，留下的并不只是一次工作安排，更是一名老将对秘书能力、品格和多年担当的正式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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