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2日傍晚，上海钧培里一号。黄公馆门口没有挽联铺地，没有吹打喧天，连一辆体面点的小轿车都难见。屋里头摆了九桌酒席，来的门徒十七个人。棺材是顾竹轩掏钱买的。黄金荣死的时候，全部家当加起来连口棺材都置不起。
那个曾在上海滩说一不二的人，身后事就是这么凄凉。
## 他选择留下来
1949年春天，杜月笙专门从香港赶回上海，劝黄金荣一起走。黄金荣没走。他对杜月笙说了一段话，原文是这么记的：“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哪里去找碰铜棋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有没有澡堂？能不能容我这八十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这些都是问题。”
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惦记的是大烟、牌搭子、澡堂子。有人把这叫作“以不变应万变”。说白了，就是舍不得。他在上海有“大世界”，日均游客两万人，是他最重要的收入来源。黄家花园占地六十亩。刚跟洋行签了十年租地合同，大世界不得转让他人。这些东西带不走。他留下，保这些不动产。
这就很讽刺了。
## 扫帚和那张照片
1951年初，镇反运动铺开。一封封控诉信寄到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求惩办黄金荣。5月7日，他口授、龚天健捉刀，写下《悔过书》。5月20日，《文汇报》《新闻报》同时刊出。
《自白书》里有这么一句：“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
悔过书登了。民愤没消。“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后来政府派人跟他说：身体条件可能的话，早晨到大世界门口扫扫马路。大世界，他起家的地方。他提着扫帚去了，出现在记者的相机面前。照片里，他穿长衫，茕茕孑立于晨曦之中，垃圾车还是空的，人却已经拄着扫帚在歇息了。
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头，站在自己发家的门口扫地。这画面传遍了全国各大报纸。
## 杜月笙看了那张报纸
杜月笙当时在香港坚尼地台18号。那是个三房一厅的小住所，跟上海的杜公馆没法比。他全家加上追随者几十号人挤在一起，有家室的孩子只能出去找地方住。
黄金荣扫街的照片登上报纸后，杜月笙看到了。他感慨万千，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
同一年早些时候，他还让管家万墨林把《黄金荣自白书》念给他听。他急着想知道一件事：自白书里有没有提到他杜月笙。听完之后，他长长舒了口气，轻声说了四个字：“我懂了，我懂了。”
他懂了什么，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懂了黄金荣的处境。
## 十万美元和一把灰
杜月笙在香港的日子过得紧。
他离开上海时，产业全留在了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卖掉一幢洋房所得的三十万美元，供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开销。他想迁居法国，全家加追随者需要二十七张护照，台湾方面开价十五万美元的“护照费”。他付不起。
杜月笙最盛时，光伺候他一个人的仆人就有九十七个。到1951年夏天立遗嘱的时候，他报出的遗产总数是十一万美元。每个太太分一万，长子一万，没出嫁的女儿六千，出嫁的拿四千。
他还做了一件事。把所有别人写给他的借据，一把火烧了。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1951年8月16日下午，六十三岁的杜月笙咽下最后一口气。他临终前反复念叨的，是想葬回上海浦东高桥镇，和父母合葬。他特意交代：丧事从简，但棺材要买好的。不是出风头，是因为他不想葬在香港，想有一天能被运回上海。
他的棺材后来运到了台湾。墓碑朝向上海。
杜月笙到死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两年后黄金荣在上海病逝时，连棺材都买不起。
## 各有各的凄凉
杜月笙早走了两年，走的时候还有十一万美元可以分。黄金荣多活了两年，走的时候一贫如洗。一个葬在台湾，隔着一道海峡望上海。一个葬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连是不是真身入土都说不清——坊间传闻那只是衣冠冢，真正的墓地在哪里，没人知道。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高烧不止。医生到黄公馆给他打了一针强心针，没用。当天上午，人没了。
黄公馆里冷冷清清。九桌酒席，十七个门徒。门口连个像样的花圈都没有。
杜月笙晚年跟人说过一句话：黄金荣是“表子无情，戏子无义”里最讲义气的那一个。这话说得对不对，各人有各人的判断。但有一件事是确凿的：一个死在香港，遗愿是回上海；一个死在上海，最后连口棺材都是别人给买的。
黄金荣弥留之际留了一句话：“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惟有留下这个‘大世界’。不过，断气瞑目后，‘大世界’不可能再属于我的了。”
他扫过的那把扫帚，不知道后来放在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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