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贵州遵义附近的九〇六厂内，一只保险柜在短短二十多分钟里失去了踪影。值班人员打开柜门时，里面已经空了。丢失的并不是普通设备，而是经过长期研制、准备服务于核工业的重要部件。消息传出后，厂区气氛骤然紧张。
九〇六厂地处云贵川交界，承担着高度保密的生产任务。那件代号为“Ｇ—１１０７”的部件，经过近一年研制才完成，工艺要求极高，制造成本也十分可观。更要紧的是，它属于核武器配套设备，一旦流失，后果绝非普通失窃可比。
案情很快上报。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要求有关方面尽快查清部件下落。厂区随即加强警戒，公安人员也赶到现场。调查者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没有明显撬痕，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保险柜完好无损，现场还被人用药剂处理过，连搜寻气味的办法也受到干扰。
案发时，试压室附近只有三名相关人员：值班班长郦福林、操作员何家声，以及保卫干事鲍远昌。鲍远昌先离开，郦福林和何家声继续工作。后来何家声去食堂取饭，郦福林因腹痛暂时离开，把部件锁进柜内。等两人吃过饭返回，柜门再次打开时，重要部件已经不见。
“东西明明锁在里面，怎么会没有了？”
郦福林受到惊吓，当场倒下。何家声赶紧报告上级，调查很快转向内部人员。外人要进入核心区域并不容易，而熟悉厂内环境、掌握工作规律的人，显然更具作案条件。
郦福林和何家声最先受到怀疑。可食堂人员、厕所附近的值班人员相互印证，两人的行动时间基本能够对上，既没有足够空隙，也难以完成取出、转移和藏匿三个环节。案子因此陷入僵局。
有意思的是，调查人员随后注意到膳食科科长宋鲁川。他在关键时段行踪含糊，面对询问也说得不够清楚。保卫干事鲍远昌主动表示，宋鲁川的儿子曾看到父亲抱着一个白色罐子回家。这个消息看似抓住了突破口，宋鲁川随即被重点审查。
然而，那份所谓的揭发材料很快露出异常。材料字迹歪斜，语句也缺乏正常条理。调查人员追问后才知道，宋鲁川的儿子宋小川存在智力障碍。一个连基本表达都存在困难的人，是否真的能够独立写出这样一份材料，疑点自然浮现。
“这份材料是谁让他写的？”
问题一变，侦查方向也跟着变了。鲍远昌原本一直协助调查，熟悉现场情况，还主动提供线索。正因为如此，他反而获得了信任。但在这起高度保密的案件中，越是熟悉警戒制度、越清楚调查步骤的人，越可能知道怎样避开检查。
随后，宋鲁川交代了自己当晚的去向。他并非携带部件回家，而是因为儿子的婚事，私下去找厂内一名寡妇商谈婚配。那时这类事情容易引起议论，他不愿如实说明，反而让自己成为重点嫌疑人。这个细节虽与失窃无关，却使案件一度被带偏。
不久，宋小川遇害，鲍远昌也突然失踪。调查人员由此更加警觉。公安机关随即展开追捕，几天后在一处公园附近将鲍远昌抓获，并根据他的交代，从树下挖出了被藏起来的“Ｇ—１１０７”。
审讯中，鲍远昌承认，自己早年在福建当兵时曾结识女友。两人准备结婚，却因家庭条件和经济压力受到女方父亲阻拦。对方得知他在九〇六厂工作后，曾暗示厂内设备价值不菲，若能弄出去换钱，婚事便有希望。
这番话本是怂恿，鲍远昌却当了真。案发当天，他发现试压室暂时无人，便利用保卫人员的便利进入室内，取走部件。为了转移视线，他又把怀疑引向宋鲁川，并诱使宋小川写下所谓的揭发材料。计划越急，破绽越多，材料本身反倒暴露了幕后操作者。
案发后的追查还表明，鲍远昌为掩盖罪行，对知情者下了毒手，随后携带秘密逃离。一个保卫干事，既熟悉厂区防护，又掌握调查动向，原本应当承担守护责任，却因个人婚事和金钱念头走向犯罪。
核工业生产的安全，靠的不只是坚固的厂房和严密的门锁，也取决于每一个岗位上的人是否守住底线。鲍远昌最终因盗窃重要部件、泄露国家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被依法判处死刑。那只被挖出的白色部件，也成为九〇六厂那场风波中最沉重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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