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岁那年,刘欢来我们的县城里开商演,万人空巷,“大河向东流”成为人人都会传唱的歌曲。
很多年后,刘欢的去世讣告,不是由家属发布,而是对外经贸大学以官方名义发出。这位家喻户晓的歌唱家,歌手只是其一部分的身份,更长的时间里,刘欢是对外经贸大学的《西方音乐史》主讲教授。
这有点能看出,刘欢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作为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歌手之一,刘欢本人的商业价值,首屈一指,一般来说,这类名人的商业版图,可以横跨综艺、影视、艺人经纪等众多领域,把个人知名度一点一点变成公司、股权和资产。
但刘欢显然是个异类,他的一生,在商业和投资方面,只做了两件“生意”。
华乐成盟的6%股权
2014年成立的北京华乐成盟音乐有限公司,股东名单里,有一个创始股东,叫卢璐,持股6.25%,是刘欢的妻子。
这件事当时很热闹,因为除了刘欢之外,华乐成盟的11位发起人都是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音乐人,比如高晓松、小柯、崔健,还有《我的祖国》词作者乔羽。
11位发起人,每人出资10万元,成立华乐成盟,核心业务是干一件事儿,帮助原创音乐人进行版权管理,商业模式是代理音乐版权维权。
很显然,刘欢、崔健、小柯这些人,并不缺几十块、几百块版权费,在诉讼官司里,也不会处于弱势,显然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自己,他们要解决的是一种行业结构。
彼时中国的音乐版权市场其实相当混乱。一方面,大量词曲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歌曲在哪里被使用、使用者有没有付费、钱付给了谁,最后自己又应该拿多少钱;另一方面,一部分企业和平台实际上有意愿合法购买版权,想付钱的时候,却搞不清一首歌的权利究竟在作者、唱片公司、音乐公司还是哪一家代理机构手里。
金培达当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说:“甚至存在买家找不到卖家的情况”。
所以华乐成盟做的其实是一项非常基础的商业服务:先确认一首作品到底是谁的,再梳理授权关系,找到使用方,谈授权、收取版权费,如果发生侵权,再出面维权。小柯当时说,一个音乐人如果连自己的版权在哪里、应该去找谁拿钱都搞不清楚,就可以交给他们来梳理。
确认作品权利 → 梳理授权关系 → 找到使用方 → 谈授权 → 收版权费 → 发现侵权 → 出面维权。
这家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把原本单打独斗的音乐人组织起来。
按照当时的新闻,成立仅5个月,华乐成盟就已经代理了上千首词曲作品;发布公开信一个月左右,又有80多位音乐人主动联系,同时开始有传播平台反过来找他们,希望进行正版音乐合作。
华乐成盟有3场官司最有名,也是这三场官司,打出了这家公司的骨气。
2016年6月22日,“董明珠自媒体”发布了一篇推广大松IH电饭煲的文章,直接用了《因为爱情》的旋律,又把原来的歌词重新改成了电饭煲广告词,文章最后还放了一段1分多钟的“饭煲版”歌曲。作者、华乐成盟发起人小柯看到以后非常生气,很快在微博公开质疑侵权,随后华乐成盟也以版权代理机构身份发出公开信。
交涉无果后,小柯和华乐成盟一起成为原告,把格力电器、喜马明珠和董明珠告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索赔经济损失、精神损害和维权费用合计60.35万元。从后续的天眼查案件信息中,可以看出法院实际支持了11.3万元。
还有两起是与《中国好声音》栏目的争锋,刘欢曾是《中国好声音》的评委,但在版权这件事情上,两边站在了对立面。坊间因此传言刘欢与好声音闹掰,但实际上,在商言商,在唱言唱。
《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是沈庆作词、逯学军作曲的老歌,2014年《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里,帕尔哈提唱过一次;到了2015年的第四季,后来夺冠的张磊又唱了一次,两年用了两次,还夺了冠,都没有获得授权。词曲作者将相关权利委托给华乐成盟以后,由华乐成盟直接作为诉讼主体起诉节目制作方灿星,法院最后支持了13.4万元的诉讼请求。
和《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一样,《说,你爱我》也是《中国好声音》第三季里的作品,由Robynn & Kendy、苹果园等选手演唱,后来还被列为当季的“年度金曲”之一,但词作者孙维君认为,节目并没有取得她对歌词作品的授权。这个案件中,华乐成盟帮助孙维君进行了维权诉讼。
华乐成盟不是一家单纯替别人打官司的公司,它更像音乐人的版权代理人。音乐人愿意把权利交出来,公司就代表他去谈;音乐人自己维权,公司也可以在背后提供支持;需要的时候,创作者和公司还可以一起上法庭。维权本身只是最后的一步,真正想建立的是一套让普通音乐人能够和平台、电视台、商业公司平等打交道的机制。
但音乐版权显然不是一门很好做的生意。律师费、调查和取证都需要成本,一场官司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最后获得的赔偿却可能只有几千、几万元。小柯当时就说,很多版权案件“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甚至律师都不太愿意接。
但同时,他还有一句话,“哪怕只有几百或者几十元,这也是你应该拿的。”
我觉得这一句比讲它代理多少版权都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个音乐人的“纯粹”理解成不谈钱,好像一谈商业,艺术便俗了。但音乐人也得生活下去。这是刘欢第一次试着用钱,去解决原创音乐的问题,10万元的投资不多,本身更像是一种态度,一次初尝试。
原创基金会的2000万投入
2019年,刘欢以个人名义捐资2000万元,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芒果V基金共同发起“刘欢原创音乐专项公益金”,刘欢在每年的1月11日拿出100万元,资助一位年轻的华语原创唱作人,用于原创音乐的创作和制作。
如果说华乐成盟解决的是作品已经创造出来以后,音乐人怎么拿到钱,那么这笔公益金解决的,就是一个年轻音乐人还没有条件把作品做出来的时候,谁先给他钱。
对于已经成功的音乐人来说,做一张专辑或许只是一项工作;但对一个还没有成名的年轻人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录音棚要钱,编曲、乐手、混音要钱,设备要钱,房租和吃饭同样要钱,很多人甚至没有等到市场证明自己的音乐到底好不好,就已经先在漫长的无收入阶段里耗光了热情。
刘欢给出的办法非常简单:先给他100万。
给100万的规则也很有意思,作为出资人,刘欢褫夺了自己的决定权。
2020年,他写了一封《给未知名年轻音乐人的一封公开信》,首先规定,自己没有推荐资格,年轻音乐人首先要经过业内推荐人的寻找和推荐,背靠背评审投票,最终选出3人,刘欢本人只能在3人中选。他自己解释,最后衡量的两个重要标准,是音乐人的“资金需求度”和作品的“独特价值”。
谁出钱,谁做决定,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规则,但刘欢自己先把这个权力拿掉了一部分。他并不想拿着100万元在市场上寻找最有把握成功的项目,而是希望找到那个真正需要这笔钱、同时又在做一些不太一样的音乐的人。
钱给出去之后,规则更加奇怪。
一家成熟的娱乐公司,标准操作应该是什么?我投资孵化一个艺人,那么经纪公司可能拿走艺人约、唱片约、版权、发行权、商业分成,或者未来收益权。
但刘欢都没要,包括版权,都没要,只是要求获资助制作出的优质作品公开发行时,注明公益金提供了资金支持。
刘欢写了一句话,“最好的回报就是你的原创音乐作品,你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你的快乐。”
到2026年,这个公益金已经连续运行7届。7位年轻音乐人在资助期间完成了61首原创歌曲,其中37首已经公开发表。除了获得资助的音乐人,还有共有85位(组)音乐人、285首原创作品进入过公益金候选范围,基金会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个持续寻找年轻创作者的筛选网络。
刘欢大概是有资格做这件事的。早在2012年,他就已经可以很轻松地说出,一期《中国好声音》的劳务费还不如自己一场商演;几十年职业生涯留下来的音乐版权,也是一笔能够持续产生价值的资产。对于他来说,到了职业生涯后半段,钱已经不再只是解决生活的问题,而是给了他一种更稀缺的东西:选择自己愿意做什么的自由。
这可能也是这两件“生意”最特别的地方。刘欢从来不是不懂商业,相反,他非常清楚钱在一个行业里意味着什么。创作者已经付出了劳动,就应该想办法让他挣到钱;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暂时没有钱继续创作,那就先给他一笔钱。只是钱最后应该放在哪里,刘欢似乎一直分得很清楚。
9月25日,刘欢在上海病逝。
但是,新一届公益金启动其实只剩不到一个月。基金会还要不要继续往下办,接下来的钱谁来出,最终投资的音乐人谁来选?
刘欢已经提前做好了安排,以后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继续监管,芒果V基金继续负责寻找、推荐、听审和评选,妻子卢璐继续参与运营、管理和监督;原来由刘欢完成的“最后一票”,改由推荐人共同投票完成。基金名称、资助方向、年龄条件、匿名听审、一年一届等核心规则不变。
刘欢活着,所以每年给一个人100万。刘欢不在了,这100万仍然会在明年1月11日交到某个年轻音乐人手里。
芒果V基金最后说:
一切都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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