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大唐帝国迎来了它最辉煌也最危险的时刻。
此时的大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国力达到了顶峰。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百万，来自波斯、大食、天竺的商人络绎不绝。李白在这样的时代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也曾在《忆昔》中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然而，盛世的光芒之下，危机早已潜伏。
唐玄宗李隆基早年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他逐渐沉迷享乐，宠爱杨贵妃，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朝政日益腐败。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排除异己，压制言路；杨国忠更是靠杨贵妃的关系上位，贪得无厌，与安禄山矛盾极深。
更要命的是，唐朝的军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府兵制瓦解后，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边疆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手握近二十万精锐兵力，几乎占了唐朝边军的一半。他认杨贵妃为干妈，深得唐玄宗信任，但暗中却在范阳筑城囤粮、招兵买马，反叛的野心日益膨胀。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十五万大军南下，铁骑如潮，烟尘蔽日。
由于唐朝承平日久，中原各地几乎毫无防备。叛军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三十多天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唐玄宗这才如梦初醒，急忙派封常清、高仙芝率军迎敌，又命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深知叛军锐气正盛，主张坚守潼关，以逸待劳。这本是正确的战略，但杨国忠却担心哥舒翰拥兵自重，怂恿唐玄宗逼其出战。哥舒翰被迫出关，结果在灵宝遭遇惨败，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杨国忠等少数人仓皇逃往蜀地。行至马嵬坡，禁军将士哗变，杀死杨国忠，逼迫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一代美人，就此香消玉殒。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从755年爆发，到763年平息，整整持续了八年。
这八年里，唐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叛军内部虽然矛盾重重——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再被儿子史朝义所杀——但唐军也打得异常艰难。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浴血奋战，回纥骑兵也加入助战，才逐渐扭转战局。
761年，史朝义杀父自立，叛军离心离德。762年，唐代宗即位，借回纥兵收复洛阳。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落下帷幕。
然而，这场胜利是惨胜。
安史之乱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第一，人口锐减，经济崩溃。 战乱最激烈的中原地区，户口十不存一。《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前唐朝有人口五千多万，乱后仅剩一千多万。大量农田荒废，北方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加速南移。
第二，藩镇割据，中央权威扫地。 为了平叛，唐朝不得不借助各地节度使的力量，结果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了“河朔三镇”等割据势力。他们父死子继，不服从中央号令，税收、军队全归自己掌控。唐朝中央政令不出关中，皇帝甚至多次被藩镇逼得逃离长安。
第三，宦官专权，朝政更加黑暗。 唐肃宗、唐代宗时期，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人掌握禁军，干预朝政，甚至废立皇帝。此后一百多年，宦官专权成为唐朝政治的一大毒瘤。
第四，边疆失控，外患不断。 为了平叛，唐朝将西北边防军大量内调，吐蕃趁机占领河西走廊和西域部分地区。回纥、南诏等周边政权也趁火打劫，唐朝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
第五，文化心理的转折。 安史之乱前，唐朝文人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乱后，文学作品中多了忧国忧民、感时伤世的悲凉。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那个时代最沉痛的写照。
安史之乱不是偶然的。它是唐朝政治腐败、军事制度失衡、民族政策失当、统治者怠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唐玄宗早年英明，晚年昏聩，前后判若两人。他信任安禄山，却不知安禄山早已包藏祸心；他宠爱杨贵妃，却不知杨国忠正在把国家推向深渊。当一个王朝把命运寄托在个人的英明之上，而不是制度与制衡之上时，它的衰落就只是时间问题。
安史之乱后，大唐虽然又延续了一百多年，但那个开放、自信、繁荣的盛世，再也回不来了。它像一颗流星，在历史的夜空中划过最耀眼的光芒，然后骤然坠落。
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不禁要问：一个盛极一时的帝国，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答案或许就藏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古训里。
盛世不是永恒的，危机往往在最繁荣的时候悄然逼近。这，就是安史之乱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