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重庆，《大公报》刊出蒋介石的悬赏电令，朱德、毛泽东等人被列为重赏目标，彭德怀、林彪、周恩来、张国焘和董振堂等人，均被悬赏五万元。那张名单里，董振堂的名字并不显眼，却让国民党军队十分忌惮。
他不是红军早期最常被提起的将领，也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那一天。但在长征最艰难的路段上，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承担的往往是最危险的任务：挡住追兵，让主力脱身。
这份分量，不能只看一纸悬赏。
董振堂1895年出生于直隶新河县，少年时期家境贫寒，却坚持读书习武。后来，他先后进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身西北军，主动到炮兵部队历练，从基层作战中积累经验，逐渐成长为一名善于带兵的军官。
冯玉祥部队纪律严格，训练艰苦，许多军官并不愿意久留。董振堂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北伐前后，他升任师长，后来所部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任第七十三旅旅长。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江西的战事。
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攻时，董振堂对内战越来越抵触。他带的士兵许多来自华北，水土不服，伤病不断，而部队却被推向一场又一场并不属于他们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官兵要求北上抗日，愿望却被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截断。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率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加入红军。这就是著名的宁都起义。红军因此获得大批兵员和武器，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也得到明显增强。
起义之后，董振堂没有把自己当成“投诚者”，而是很快投入新的战斗。1932年赣州战斗中，红军部队一度陷入险境，董振堂率部驰援，硬是从敌军包围中撕开缺口，将被困官兵接应出来。战场上的判断和执行力，使他很快得到红军高级将领的认可。
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承担了掩护任务。湘江战役期间，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向西转移，董振堂率部在后方阻击追兵。1934年11月底，湘江两岸血战持续，担任后卫的部队伤亡极重。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陈树湘师长负伤被俘后壮烈牺牲，正是这类牺牲，换来了中央红军渡过湘江。
董振堂本人并非每一场战斗都站在最前沿，却始终负责最难撤离的那一段。他的任务很简单，也很残酷：主力不渡完，后卫不能退；部队不脱险，指挥员不能先走。
有一次，部下劝他尽快转移，他只说：“主力还没有过去，五军团不能走。”这类话并不华丽，却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由于渡河工具有限，部队通过速度缓慢，董振堂率部在后方坚守，为主力争取时间。红军能够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后卫部队的坚持不可忽视，董振堂也因此被称为“铁流后卫”。
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全面抗战爆发。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1936年冬，董振堂率部进驻甘肃高台。高台城并不是一座适合长期固守的坚城，部队又缺乏稳定增援和充足补给，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处境已经十分被动。
1937年1月，马家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攻高台。红五军官兵坚守七天八夜，城内弹药和粮食逐渐耗尽，伤员越来越多。援军曾经尝试接近，却因敌军兵力强大、地形不利，未能完成解围。
高台失守时，董振堂腿部负伤，腰部也受重伤，已经无法行走。他命令身边的战士突围，自己留下掩护。那名战士不肯离开，他厉声催促：“快走，保存力量！”战士含泪突围后，董振堂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
1937年1月3日，高台失守。董振堂、杨克明等人的遗体遭到侮辱，头颅被悬挂在城楼上。这场惨烈战斗，使红五军数千名官兵大部牺牲，也成为西路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朱德十分悲痛。追悼董振堂时，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并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称许其忠诚。朱德也对这位旧部下的牺牲深感痛惜。
若董振堂活到全国抗战全面展开，凭他的资历和战功，完全可能在抗日战场继续担当重任。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兰州战役重创马步芳集团。后来，高台建立董振堂纪念碑，徐向前题写碑文，碑上所刻的名字，成为那支红军队伍留在河西走廊的永久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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