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皇太极为了实现朝纲独断，就必须废除四大贝勒并坐制度。
为此，他不得不扶起那一大批小贝勒，以之来搞倒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这三个贝勒。
他扶起的这批小贝勒中，最为抢眼球的就是多尔衮。
多尔衮是清朝开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清乾隆帝将之推崇为“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的盖世英雄。
多尔衮对自己也是非常自负的。
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他大言不惭地向诸王、大臣夸耀说：“予之声名岂渺小耶？夫太宗恩育予躬，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予能成立也。此意予洞知之，尔等知之否？”
不难看出，他是以皇太极唯一的继承人自居的。
的确，皇太极对他的宠爱，异乎常人。
崇德六年(1641)三月，皇太极曾对多尔衮说过,“朕之加爱于尔，过于诸子弟，以良马、鲜衣、美馔，赉予独厚，所以如此加恩者，盖以尔勤劳国政，饹遵朕命故也。”
多尔衮的成长，与皇太极精心培养分不开。
但皇太极之所以对多尔衮特别关注，除了多尔衮“劳国政，恪遵朕命”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拉起一片，打倒一片”。
努尔哈赤宠爱大福晋阿巴亥，爱屋及乌，就对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儿子格外关爱。八旗中战斗力最强，地位最尊的两黄旗，就交给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执掌。
努尔哈赤去世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2岁，都是皇太极眼中比较好拿捏的对象。
皇太极上台之后，就拿捏了他们兄弟一把，把他手里的两白旗的旗色与多尔衮三兄弟的两黄旗来了个对调。
可以说，多尔衮与多铎年幼无识，却拥有极不相称的的巨大权势，因此招来了皇太极对他俩的火辣热情。
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率军征讨察哈尔多罗特部，年幼的多尔衮兄弟未建一刀一枪之功，皇太极却不由分说地分别赐他们以墨尔根焦青、额尔克楚虎尔称号。
当然，多尔衮也并非扶不上墙的烂泥，在尔后的历次征战中，他日趋成熟，立下不少战功。
但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将帅，并非他有过人的才干，而是他能“谨遵朕命”，完全听命于军事奇才皇太极之故。
天聪九年，多尔衮奉命前往收服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但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还意外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玉玺，似乎功高一时。
但是，在皇太极数次亲征过后，察哈尔部已经元气大伤，一厥不振，林丹汗又病逝于大草滩，多尔衮此去，完全是捡个现成，成功率接近于旱地捡田螺——十拿十稳。
而且，此次一同出征的，还有皇太极特别为多尔衮配置的三员得力大将：岳托、萨哈廉、豪格。
多尔衮动身前，皇太极又细细地“授以方略”。
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亲统八旗大军讨伐朝鲜，行前，他制定了严格的军律：“擅离部伍，杀降劫物者，必治军法。”
大军行动迅速，一路电闪雷击，摧城拔寨，莫不如志。
皇太极得知“国王与长子及群臣，俱在南汉，其余妻子在江华岛”，便对诸臣说：“朕意欲造船先攻此岛，若得其妻子，则城内之人，自然归顺”。
他把攻打江华岛这一件大功交与多尔衮，指点他“造小船八十只，用车轮陆地曳行往取之”。当战船建好，又谆谆叮嘱说：“严束士卒，勿得掠降民，违者置重典，并该管官罪之”。
多尔衮在皇太极的耳提面命下攻下了江华岛，并忠实地执行了皇太极的命令，对王妃家室，“勿令纷扰，群臣亦各保聚其妻子宗族”，建下了奇功。
但我们无论如何复盘江华岛之役，能看到的，就是多尔衮严格按照皇太极的指示开展工作，全过程的所有细节，实在乏善可陈，更谈不上什么“倡谋出奇”。
围歼明军主力的松锦之战，战果辉煌，不但生俘洪承畴，逼降祖大寿，更是连取关外四城，重创明朝军力。
但此战的胜利，其实是皇太极本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并采取了车轮战术，派遣诸王轮番带兵，经过长达三年的苦战才夺得的。
多尔衮对这次战役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有畏难思想，怕苦，远离锦州驻营，私下行猎作乐，给士兵放假，使祖大寿得以从容将粮草运入锦州。
皇太极恨其见识短浅，盛怒之下，一度将之降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
平心而论，单论军事能力，实在看不上多尔衮比岳托、阿齐格、豪格、多铎、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有何高明之处。
至于在政治上的见识，皇太极最为喜欢且深相倚仗的，是“明达敏赡，通满、汉、蒙古文义”的萨哈廉。
对于萨哈廉，皇太极曾赞不绝口地说：“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
萨哈廉病危时，皇太极痛呼道：“国家岂有专事甲兵以为治理者。倘疆土日辟，克成大业，而明哲先萎，孰能助朕为理乎。”
可以想象，如果萨哈廉没有早逝，多尔衮很难会在顺治朝取得摄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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