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女子带回非洲男友，到家第一晚，父母整夜都没法安睡
陈美玲是广东佛山人，二十八岁，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经理。三年前，她在一次广交会上认识了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阿卜杜勒·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当时在广州某大学读国际贸易硕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人长得高大精神，性格开朗幽默。两人从业务往来开始，慢慢走到了一起。三年下来，感情稳定，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美玲觉得，是时候带阿卜杜勒回家见父母了。
她提前给家里打了电话，说“要带男朋友回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高兴得声音都变了调，连声问：“哪里人？做什么的？多高？长得怎么样？”美玲含糊地说：“非洲人，在广州做贸易。”母亲愣了一下，追问：“非洲？黑人？”美玲嗯了一声。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然后母亲说了一句“哦”，就挂了电话。
美玲知道父母那一关不好过。佛山虽然是沿海开放城市，但老一辈人对“黑人”的认知几乎为零，全部来自电视新闻里那些关于非洲战乱、贫穷、疾病的片段。她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回去好好解释。可她没想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比她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一、进门
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周末。美玲开着车，载着阿卜杜勒从广州回佛山。阿卜杜勒特意穿了一件新买的白衬衫，黑西裤，皮鞋擦得锃亮，手里提着两袋礼物——一袋是进口水果，一袋是尼日利亚带来的咖啡豆和手工木雕。他坐在副驾驶上，一路上不停地问：“美玲，你爸爸喜欢什么？你妈妈会不会不喜欢我？我中文够不够好？”
美玲笑着安慰他：“你中文比我还标准，怕什么。我爸妈就是普通广东人，你礼貌一点，嘴甜一点，没事的。”
车子拐进村口时，美玲看到几个邻居阿婆坐在榕树下聊天。她们看到美玲的车，先是笑着招手，然后看到副驾驶上坐着个黑人，笑容僵住了，一个个伸长脖子往车里看。美玲没理会，把车停在自家楼下。
她家在村尾，一栋三层小楼，是父母省吃俭用盖起来的。一楼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父母的房间，三楼是美玲以前的房间。美玲推开门，喊了一声：“妈！爸！我们回来了！”
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她在做美玲最爱吃的芋头糕。她看到女儿，脸上笑开了花，可目光一移到美玲身后那个高大的黑人身上，笑容就像被风吹灭的蜡烛，一点一点暗了下去。她站在厨房门口，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父亲从沙发上站起来，手里还拿着遥控器。他看了阿卜杜勒一眼，又看了美玲一眼，脸绷得像一块铁板。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走过来，上下打量了阿卜杜勒一遍，然后转头问美玲：“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爸，妈，这是阿卜杜勒。”美玲拉着阿卜杜勒的手，硬着头皮介绍，“我男朋友。尼日利亚人，在广州做贸易。”
阿卜杜勒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用流利的中文说：“叔叔好，阿姨好。我叫阿卜杜勒，中文名可以叫我阿杜。第一次来家里，打扰你们了。”
他发音标准，语气诚恳，礼数周全。可父亲的脸色没有半点缓和。他只是“嗯”了一声，然后转身回到沙发上坐下，拿起遥控器，把电视音量调大了两格。
母亲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来了啊……坐吧，我去倒茶。”
美玲领着阿卜杜勒在沙发上坐下。客厅里安静得吓人，只有电视里新闻联播的声音在响。阿卜杜勒坐在那里，腰挺得笔直，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等待面试的毕业生。美玲去厨房帮母亲倒茶，趁机小声说：“妈，你能不能给点面子？人家大老远来的。”
母亲没看她，低着头倒茶，说：“面子？你带个黑鬼回来，我还要什么面子？”
美玲心里一沉。她知道“黑鬼”这个词在广东老一辈人嘴里不是什么好话，但她没想到母亲会当着她的面说出来。她压着火气说：“妈，他是尼日利亚人，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什么黑鬼。”
母亲把茶杯重重放在托盘上，没再说话。
那顿晚饭吃得极其压抑。母亲做了六个菜，都是美玲小时候爱吃的。可饭桌上的气氛冷得像冰窖。父亲全程没说话，埋头吃饭，偶尔抬头看一眼阿卜杜勒，又迅速低下头。母亲给阿卜杜勒夹了一筷子菜，面无表情地说“吃吧”，然后再没理他。阿卜杜勒试图找话题，说“阿姨做的菜真好吃”，母亲嗯了一声；说“广州和佛山离得很近”，父亲没接话。只有美玲在中间不停地打圆场，可越打越尴尬。
饭后，美玲带阿卜杜勒上了三楼，让他先休息。她给他找了干净的毛巾和牙刷，说了句“你先睡，我去跟爸妈说说话”，就下了楼。
她推开父母房间的门，看到父亲坐在床边抽烟，母亲坐在梳妆台前，背对着门。屋子里没开大灯，只有床头灯昏黄的光。
“爸，妈，”美玲在床边坐下，“你们有什么话就说吧。”
父亲抽了口烟，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他没看美玲，盯着地板说：“你跟他，认真的？”
“认真的。”
“多久了？”
“三年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嫁给他，以后生的孩子是什么颜色？”
美玲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但她忍住了：“爸，颜色重要吗？他对我好，有正经工作，有学历，人品正。你们不是从小就教我，找对象要看人品吗？”
父亲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美玲从来没见过的复杂情绪：“看人品？美玲，你在广州待了几年，见了点世面，就觉得天下都一样了？你知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说？你知不知道你妈今天下午在厨房哭了多久？”
母亲终于转过身来，眼圈红红的，脸上全是泪痕。她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美玲，妈不是歧视他。可你想过没有，你要是真跟了他，以后怎么过日子？你回村里，人家背后指指点点。你生孩子，人家说闲话。你去他国家，那边什么条件你知不知道？妈看新闻上说，非洲那边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
“妈，尼日利亚不是你想的那样。阿杜家在拉各斯，他爸是工程师，他妈是医生，家里条件比咱家好多了。”
“再好也是非洲！”母亲提高了声音，“你知不知道非洲有多少病？艾滋病、埃博拉、疟疾……妈不是咒你，妈是怕！你从小娇生惯养，十指不沾阳春水，你去了那边怎么活？”
美玲想反驳，可母亲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父亲在旁边叹了口气，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说了一句让美玲心里发凉的话：“今晚先睡吧。明天再说。”
美玲回到三楼，推开门，看到阿卜杜勒坐在床边，手里捧着那袋木雕，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她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
“阿杜，”她说，“对不起。”
阿卜杜勒抬起头，笑了一下，但笑得比哭还难看：“美玲，你爸妈不喜欢我，对吗？”
“不是不喜欢你，是……他们需要时间。”
“我懂。”阿卜杜勒点点头，“我妈第一次听说我交了中国女朋友，也哭了三天。她说中国太远了，怕我以后不回去了。”
美玲靠在他肩上，两个人沉默了很久。
那一夜，整栋楼里没有一个人睡踏实。
二、辗转反侧的一夜
父母房间里，灯一直亮到凌晨。
父亲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床板吱呀吱呀地响。母亲侧躺着，面朝墙，肩膀偶尔抽动一下。两个人都没说话，但谁也没睡着。
父亲的脑子里在翻江倒海。他想的是面子。他在村里活了大半辈子，街坊邻居谁不认识谁？谁家儿子娶了谁家闺女，谁家女儿嫁了哪里，都是茶余饭后的话题。他陈老根的女儿，从小成绩好，考上大学，在城里找了体面工作，是村里人教育孩子的榜样。可现在，榜样带回来一个黑人。明天早上，他去茶楼喝早茶，那些老伙计会怎么看他？是假装不知道，还是当面问？他该怎么回答？
他又想的是孙子。他五十多岁了，最大的念想就是抱孙子。可美玲要是嫁了黑人，生的孩子是什么样？黑不黑，黄不黄？在村里怎么抬头？在学校怎么跟同学相处？他想起电视上那些混血孩子，有的长得挺好看，有的……他不敢往下想。
他还想的是现实。阿卜杜勒这个年轻人，他看着不讨厌。有礼貌，中文说得好，看上去也正派。可“看上去”有什么用？他是非洲人，非洲在哪儿？他这辈子没出过广东省，最远去过韶关。非洲那个地方，在他的认知里就是炎热、贫穷、战乱、疾病。他女儿要嫁到那种地方去？他不敢想。
母亲那边，想的是更具体的事。
她想的是美玲以后生孩子怎么办。非洲的医疗条件那么差，万一难产怎么办？她想的是美玲以后吃什么。广东人讲究煲汤，一天不喝汤就浑身难受。非洲有汤喝吗？有青菜吗？有活鱼吗？她想的是美玲以后受委屈了找谁哭。那么远，飞机都要飞十几个小时，想回趟娘家都难。她想起自己当年嫁到陈家，从隔壁村走过来只要半小时，可受了委屈还是觉得孤立无援。美玲要是嫁到非洲，受了委屈，谁给她撑腰？
她还想到了一件最隐秘、最说不出口的事。她听村里人说过，黑人身上有味道，洗都洗不掉。她今天在阿卜杜勒身边坐了一会儿，确实闻到了一股她从没闻过的气味。她知道那可能是香水，也可能是体味，可那股味道让她坐立不安。她想，要是美玲以后天天跟这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她受得了吗？
凌晨三点，母亲终于忍不住，坐起来，推了推父亲：“老陈，你说句话。”
父亲叹了口气：“说什么？”
“你到底同不同意？”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我不同意有用吗？她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听过我们的？”
“那你就这么认了？”
“不认能怎么办？把她关起来？她二十八了，不是十八。她自己选的路，她自己走。”
母亲又哭了：“可她是我们的女儿啊……”
父亲没再说话，翻身背对着她，肩膀微微耸动。母亲知道，他也哭了。
三楼房间里，美玲和阿卜杜勒也没睡。
阿卜杜勒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美玲侧躺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两个人听着楼下隐约传来的翻身声和叹息声，心里都不是滋味。
“美玲，”阿卜杜勒轻声说，“要不我明天先回广州吧。让你跟你爸妈好好谈谈。”
“不用。”美玲攥紧他的手，“你走了，他们更觉得是我在骗他们。你在这儿，他们看得见你，摸得着你，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可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一个怪物。”
美玲心里一酸，把脸埋进他肩膀里。她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今天晚饭时，母亲看阿卜杜勒的眼神，跟看一个外星人没什么区别。那眼神里有好奇、有恐惧、有排斥，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嫌弃。
“阿杜，”她说，“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跟我在一起。你要是找个非洲姑娘，或者找个白人姑娘，就不会有这些事。”
阿卜杜勒沉默了一会儿，翻过身来，在黑暗中看着她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像两颗黑色的星星。
“美玲，我在中国五年了。我遇到过很多中国女孩，她们有的对我好奇，有的对我害怕，有的只是图新鲜。只有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一样。你没有觉得我奇怪，没有觉得我可怕。你问我叫什么名字，问我从哪儿来，然后跟我聊尼日利亚的足球。就那么简单。”
他顿了顿：“我为什么要后悔？”
美玲的眼泪掉了下来，滴在枕头上，洇开一小片。
三、天亮之后
第二天早上，美玲六点就醒了。她下楼时，母亲已经在厨房里忙活了。她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皮蛋瘦肉粥，还有蒸肠粉的味道。
母亲背对着她，在灶台前忙碌。美玲走过去，从后面抱住母亲的腰，把脸贴在她背上。
“妈。”
母亲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软下来。她没有转身，但手里的锅铲停了。
“别以为做顿早饭就能把这事糊弄过去。”母亲的声音还是硬的，但尾音有点抖。
“我知道。”美玲说，“妈，我不求你马上接受他。我只求你别关上门。你跟他相处几天，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不好，我自己会走。”
母亲沉默了很久，终于转过身来。她的眼睛还是肿的，但眼神比昨天柔和了一些。她看着美玲，伸手帮她把耳边的碎发拢到后面。
“瘦了。”母亲说，“在外面是不是不好好吃饭？”
美玲笑了，眼睛红红的：“想妈做的饭。”
母亲叹了口气，转身继续炒菜，嘴里嘟囔着：“那个黑人……他吃不吃粥？要不要给他煎个蛋？”
“他吃，什么都吃。他不挑食。”
“那就多煎两个。”
早饭桌上，气氛比昨天好了很多。母亲给阿卜杜勒盛了一碗粥，又给他夹了两个煎蛋。阿卜杜勒双手接过，说了声“谢谢阿姨”。母亲没笑，但点了点头。
父亲还是没怎么说话，但吃完饭后，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坐在沙发上，看着阿卜杜勒问了一句：“你在广州做什么贸易？”
阿卜杜勒坐直了身子，认真回答：“主要是电子产品。从广州进货，发到尼日利亚去卖。做了三年了，生意还行。”
“一个月挣多少？”
“爸！”美玲急了。
阿卜杜勒按了按她的手，笑着说：“没关系。叔叔，我一个月大概挣三万到五万人民币，好的时候更多。我在广州有注册公司，有仓库，有员工。您不用担心美玲跟我受苦。”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以后打算回尼日利亚，还是留在中国？”
“看美玲。她想留在中国，我就留在中国。她想跟我回尼日利亚，我们就回去。但我尊重她的选择。”
父亲没再问什么，站起来，拿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他喝了一口，说了一句让美玲差点哭出来的话：
“中午别走了。让你妈炖个汤。”
阿卜杜勒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灿烂，露出一口白牙：“好，谢谢叔叔！”
母亲在厨房里听到了，锅铲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翻动。
那天中午，母亲炖了莲藕排骨汤，还做了白切鸡和清蒸鱼。饭桌上，阿卜杜勒主动给父亲倒茶，给母亲夹菜，用中文跟他们聊家常。他讲他在尼日利亚的家人，讲他第一次吃广东肠粉的糗事，讲他学中文时闹的笑话。母亲听着听着，嘴角不自觉地弯了起来。
吃完饭，阿卜杜勒主动收拾碗筷，拿到厨房去洗。母亲拦住他：“不用不用，你是客人。”
阿卜杜勒笑着说：“阿姨，我在家也洗碗的。我妈说，男人不会做家务，娶不到老婆。”
母亲被他逗笑了。那是她两天来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
那天晚上，阿卜杜勒还是睡在三楼。美玲陪父母在楼下看电视。母亲织着毛衣，突然问了一句：“他家里，真的好？”
美玲点头：“真的好。他爸是工程师，他妈是医生。他家在拉各斯有三层楼的房子，有车，有佣人。但他从来不靠家里，自己出来打拼。”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以后你们生孩子……”
“妈，”美玲握住她的手，“孩子不管什么颜色，都是你的外孙。你抱在怀里，一样亲。”
母亲没再说话，低下头继续织毛衣。过了一会儿，美玲看到有一滴眼泪掉在毛线上，洇开一个小圆点。
那天夜里，父母房间的灯很早就关了。美玲站在三楼窗口，看着楼下的院子。月光很亮，照在院子里那棵龙眼树上，树叶闪闪发光。
阿卜杜勒从后面走过来，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肩膀上。
“美玲，”他轻声说，“你爸妈，是好人。”
美玲靠在他怀里，笑了笑。
“我知道。”
那个夜晚，整栋楼里第一次响起了均匀的呼吸声。父母房间里，母亲枕着父亲的胳膊，睡得踏实。父亲打着轻鼾，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三楼房间里，阿卜杜勒和美玲相拥而眠。
窗外，月亮挂在龙眼树梢上，又圆又亮。
第二天早上，母亲照例六点起床做早饭。她打开厨房的灯，发现灶台上多了一束花——是阿卜杜勒昨天从广州带来的，用报纸包着，还带着露水。花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
“阿姨，谢谢您做的饭。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阿杜。”
母亲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把花插进花瓶里，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
那天早茶，她端着粥碗，对父亲说了一句话：
“老陈，其实……黑一点，也没什么。”
父亲没接话，但笑了一声，夹起一个虾饺塞进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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