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宁对王思聪说：“我是你爹”|孙一宁|孙宇晨|富二代|景甜|王思聪|网红

2021年全网有一个热点事件，就是网红孙一宁晒出了自己与“中国头号富二代”王思聪的聊天记录。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王思聪在孙一宁直播间刷了大号礼物后加到微信，随即展开猛烈追求，频繁发消息示好、说土味情话（“想你的夜”等）、邀约线下见面，甚至提出包机等安排。

然而孙一宁始终冷淡拒绝，明确表示不愿谈恋爱，还多次吐槽对方油腻、敷衍回应。

求爱被拒后王思聪恼羞成怒，先是点赞孙一宁黑料，后又公开指责对方“装单身”“靠炒 CP 直播骗钱”，扬言要放锤爆料；孙一宁先在直播中崩溃哭诉对方逼迫自己，随后抢先发布二人完整聊天记录。

这件事情可以与当下景甜的八卦一起对比来看，为什么一个“网红”能够全身而退赢得舆论的同情，为什么一个女明星进退失据一地鸡毛，值得我们去思考，并进一步审视两性关系与婚姻制度的本质。

在五年前的这场八卦之中，舆论场长期用“王思聪也是舔狗”“网红撕富二代”的娱乐化话术包装这起事件，本质是对权力压迫的廉价消解，是用情爱闹剧的外壳，掩盖了上位者胁迫与霸凌的事实。

王思聪的行为，与《水浒传》里依仗权势调戏林娘子的高衙内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手握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权力，都将女性视为可以凭权势占有、征服的标的物，都把对方的拒绝当成需要用权力碾碎的冒犯。

高衙内靠的是太尉府的权势，王思聪靠的是资本堆砌的知名度与流量霸权。他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带着赤裸裸的胁迫逻辑：发现孙一宁拒绝见面后，他立刻点赞关于女方的黑料动态，凭借自己千万级的影响力，瞬间就能让一个普通网红承受铺天盖地的网暴；施压之后马上抛出“见面”的要求，将“停止施压”与“服从见面” 进行隐性绑定；女方持续拒绝，他便步步紧逼，多次放出“最后一次机会”“见面是我的底线”的通牒。

当时和现在都有些人陷于两性矛盾的视角，把孙一宁全程措辞谨慎、语气委婉、反复绕开见面邀约，定义为“欲擒故纵”“钓着王思聪”，并非常恶臭地表示“王思聪追一个人，对方怎么可能不同意，绝对是想‘卖’更好的价钱”。可见互联网上媚富、跪富的风气已经何等严重。

而我看到的并不是孙一宁“欲擒故纵、待价而沽”，反而是弱势者面对顶层权力的本能恐惧、小心翼翼与自保。她不敢直接撕破脸，不敢直白说出反感，只能用最客气的措辞划边界，用最委婉的方式说拒绝，这是被权力悬在头顶的人，不得不收敛起所有情绪的生存策略。

像极了很多人在领导要求“自愿加班”时，一边在心里骂骂咧咧，一边也要满脸堆笑地表示认同：“自愿、是自愿”。孙一宁固然是诸多粉丝的网红，但在此时与王思聪的巨大阶级差异面前，跟“自愿加班”的打工人面对领导的要求时处境是一致的，我们应当建立起基本的阶级共情。

所以说，当年全网盛行的“王思聪舔狗”叙事。用娱乐八卦的轻松语境，把一场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凌压降格成好笑的情感翻车，把上位者的胁迫包装成痴情的笑料，把受害者的恐惧消解成“钓鱼”的心机。

《水浒传》里的高衙内之所以令人厌恶，就在于他拥有林冲夫妇无法抗衡的权势，把这种行为仅仅解释成风流、好色或者爱情受挫，都会遮蔽其中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权力对个人边界的侵入。

王思聪与孙一宁也是同理：当强势一方的财富、名望和社会关系已经足以改变弱势一方的现实处境时，所谓“追求”就不能只按照普通恋爱关系来理解。当年很多教授与女学生结婚，但是美其名曰“因为爱情”，也是同理。

而与孙一宁的全身而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景甜在孙宇晨小作文后的全面被动——根源在于“收了三千万、再要五千万”的传言成为套在她脖子上的枷锁。这之所以能轻易消解她作为受害者的正当性，公众潜意识里早已默认了资产阶级亲密关系的隐形规则——拿了男人的钱，就等于出让了自己的一部分人格主权；接受了男性的供养，就失去了控诉伤害的资格。

孙一宁在这场风波里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因此也就非常清楚了：除了加微信刷的直播间礼物，她没有再收王思聪一分钱。她当然有自己的历史问题，早年的商业合作争议、其他经济纠纷，都可以分别讨论。但是王思聪除了以“点赞黑料”和“威胁曝光”之外，没有任何像孙宇晨这样能拿出“三千万”这样“一锤定音”的证据来。

反而根据孙一宁的曝光，她屡次拒绝王思聪的示好甚至是资金方面的暗示，并以“我是你爹”的强硬宣言，宣告自己独立人格与主体性的存在。而收了钱的女明星，自然处在“拿人手短”的境遇之中。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写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认清自己“玩偶”的命运后摔门出走，看起来决绝浪漫，但鲁迅冷静地指出，没有经济权的出走，结局只有两种：要么堕落，要么回来。因为人格尊严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经济主权之上。

景甜就像是那个没能走出玩偶之家的娜拉。当她进入“男性供养 - 女性依附”的关系模式，就等于主动交出了一部分人格主权。她获得了物质上的优渥与资源上的加持，代价就是失去了完整的话语权。当伤害来临时，她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同情与支持，而是“你拿了人家多少钱”的道德审判。她连控诉个人隐私被曝光的权利之前，都要先被清算一笔经济账。

这就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预言在当代的投影：当女性把经济来源寄托在男性身上，她的尊严与自由，随时都可能被卖掉。

马克思主义的婚姻观告诉我们，婚姻关系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无论女性还是男性，他们在婚姻中的困境，深藏在私有制的经济结构之中。资产阶级社会里，婚恋关系成了资本逻辑的延伸，人被异化为商品，情感被异化为交易。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中的论述更加犀利：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而更常见的是妻子。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因此，对景甜的批判如果只是“拜金”“人间富贵花”，其实远远不够。真正值得批判的，是一种把巨额财富、奢侈消费与爱情高度绑定的生活逻辑。

在这种逻辑里，私人飞机、豪宅、旅行、巨额彩礼、昂贵礼物都被当作爱情的证明，男人的财富成为爱情可信度的尺度，女人能够从男人身上获得多少资源则成为关系价值的一部分。

可是当爱情破裂以后，这些所谓“爱的证明”会重新变回它们最原始的身份：资产、转账、合同和债务。浪漫消失以后，经济交换露出了原来的骨架。这才是资产阶级爱情观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最值得警惕的一面，它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花钱多”，而是让人的感情越来越容易以财富来计量，让婚姻越来越像一场围绕资源展开的私人交易。

还是那句话，景甜至今被动挨打、说不清道不明，根源也正卡在这三千万上。如果真是子虚乌有的造谣，以她的团队和行业资源，大可以晒出流水、拿出实锤、直接定位为诽谤，把对方锤得死死的。但她没有，全程只打模糊的感情牌，声称自己“遇人不淑”，回避最核心的资金往来问题。

所以道理很简单：钱确实拿了，就没法装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不管这笔钱叫彩礼、叫馈赠，还是别的什么名目，拿了对方的巨额资金，就等于默认了这段关系里的利益对价，就不是单纯的“遇人不淑”，而是一场交易谈崩了。拿了人家的筹码，就别怪人家掀桌子的时候你没底气。

所以说，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个为“集体卖淫嫖娼”（恩格斯语）做掩护的婚姻制度里，谁掌握了财产权，谁就掌握了主导权。婚姻的本质，异化为了一场合伙生意。

所以说，女性独立的深层次内涵，是女性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不依附于男性的经济基础，包括个人的知识、独立人格、职业能力和社会关系。鲁迅的“娜拉走后之问”，恩格斯所讨论的家庭经济结构，都是要戳破“依附上位”的虚幻神话 —— 靠依附男性换来的优渥生活，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你以为是找到了人生的避风港，实则是把自己变成了对方的附属品，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

资产阶级的腐朽婚恋观不断向女性灌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谎言，本质是诱骗女性主动放弃独立人格，心甘情愿进入被供养、被支配的位置。

本文虽然以孙一宁和景甜为例子，但当亲密关系彻底沦为生意与契约，被困在其中的从来不止女性，更有广大无产阶级男性。他们没有可以用来“购买”服从的资本，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被物化的东西（这就是波伏娃所说的，男性的最幸运与最不幸），反而首先要被这套物化规则筛选与定价：收入、房产、车辆、彩礼，被简化成一张清晰的报价单，人的品格、情感、担当反而退居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