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上海，张申府坐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内。陈独秀谈到国共合作时，他突然起身发言：“我不赞成这样做。”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个敢于当面反对陈独秀的人，曾参与创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还亲手把周恩来引入了革命队伍。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1893年出生于河北献县，和毛泽东同年。他出身书香门第，两个弟弟后来分别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191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起初却被数学吸引。英国学者罗素既研究数学，又研究哲学，这让张申府重新找到了两门学问之间的联系。

1917年，张申府留在北大任教。那时，陈独秀、李大钊正在北京传播新思想，他逐渐与二人接近。五四运动爆发后，张申府参加了学生队伍，也开始为《新青年》撰稿。他的文字重逻辑、讲道理，常把艰深的思想写得明白易懂，因此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张申府并不是只在书斋里谈理论的人。他参与编辑刊物，也参加社会活动，更关心如何把思想转化为组织力量。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成为早期成员之一。关于张申府在建党过程中的地位，史料表述各有侧重，但他参与北京早期组织建设，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同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了解各地革命力量的状况。张申府与李大钊曾同他交流，并把身在上海的陈独秀介绍给他。随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相继出现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最终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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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并非被排除在外，而是受组织安排前往欧洲开展工作。1921年，他在法国接触旅欧青年，介绍刘清扬加入党组织，后来又帮助周恩来走上革命道路。朱德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也与张申府的介绍和帮助有关。对张申府而言，这些工作同样是早期建党实践的一部分。

周恩来后来回忆旅欧经历时，张申府是绕不开的人物。黄埔军校筹办期间，张申府凭借外语能力和组织经验参与事务，担任过蒋介石的英文、德文秘书，1924年5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回国后，于1924年10月出任政治部主任，这项人事安排中，张申府起了重要作用。

黄埔一期学员的招考，张申府也参与了口试、笔试和阅卷。后来成为重要将领的陈赓、徐向前等人，都曾与这位早期共产党人发生过工作上的联系。可以说，他未必是一名军事指挥员，却在思想传播、干部联系和组织筹建方面留下了痕迹。

也正因为参与黄埔筹建，张申府比许多人更早看清蒋介石的性格。1925年中共四大讨论革命策略时，他担心共产党过度依附国民党，认为这种合作可能使自身失去独立性。陈独秀和多数代表并不接受他的判断，张申府受到批评，情绪激动之下说：“既然认为我错了，那我退党。”

这句话很快变成了事实。周恩来等人曾劝阻，但张申府没有收回决定。这里面的确有赌气成分，也有长期积累的性格因素。他自信、倔强，重视原则，却不善于在意见冲突中保持克制。退党之后，国民党方面曾试图拉拢他，他没有接受，而是回到教育和学术领域。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与妻子刘清扬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随后被捕，后经营救获释。这说明退党并不等于背叛革命，更不能简单把他此后的全部人生归结为一次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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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他晚年处境的，是1948年在《观察》杂志发表的《呼吁和平》。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当局仍拒绝放弃武装对抗，张申府提出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客观上被认为有利于对方争取喘息时间。民盟随后将他除名，《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批评他。

刘清扬当时已在东北解放区，面对政治压力，于1948年12月发表声明，与张申府划清关系。夫妻关系由此破裂。张申府失去了政治舞台，却没有被彻底抛弃。周恩来仍记得这位早年的引路人，后来为他在北京图书馆安排工作，使他能够继续生活和读书。

1986年，张申府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晚年他曾承认，自己书生气太重，退党决定带有冲动，也成为一生遗憾。这个早期建党者、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最终以“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身份载入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