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张邦昌是个情有可原的卖国贼。
先说卖国贼这个标签,这是当年元朝宰相脱脱主持修撰《宋史》时替他贴上去的,张邦昌名列《宋史·叛臣传》之首,排在他后面的依次是刘豫、苗傅、刘正彦、杜充、吴曦和李全。
单看标题,卖国这顶大帽子张邦昌似乎摘不掉,毕竟都在《叛臣传》里当榜首了,看上去没有任何洗白的余地。
但细看这三卷篇幅的《叛臣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七名叛臣的所作所为差异相当大。
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人,张邦昌与刘豫是金国扶持的伪政权头目;杜充是南宋初年的宰相,曾是岳飞的顶头上司;吴曦是南宋中期的军阀,他家三代镇守四川,杜、吴二人最终都叛国投敌、求取富贵。以上四人基本都是降金。
夹在中间的苗傅、刘正彦二人则跟外敌无关,这两人搞的是兵变,一度闹到赵构被逼退位。
至于独占两卷篇幅的李全就更有意思,他堪称南宋版的郭药师。
此人出身于金朝治下的山东,是当地的民团领袖,南宋收编了他,他则促成金国将领归降南宋,史称具表奉十二州版籍以归。
如果故事发展到这里他就死了,估计会被分配到《忠义传》里去。
事实上,朝廷给李全部队的番号就是忠义军,给这支部队的军饷也称为忠义粮。
讲个题外话,《宋史》是元朝人修的,这群在蒙古贵族统治下修史的史官,写起史事来却特别看重程朱理学,通篇颂扬忠孝节义。
《宋史》全书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其中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占了一半以上,而列传中篇幅最多的门类就是《忠义传》,足足写了十卷,共有二百七十八名忠臣义士入选。
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张邦昌这个人,但他被《宋史》以最高规格对待,李全的故事独占两卷篇幅。
除了皇帝的本纪之外,个人传记能有这么多内容的除了李全就是李纲。
内容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如果有耐心读完这本传记就会发现,写李纲传并不是只写李纲,而是从他的角度把靖康之祸与建炎南渡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评点了一遍,很多不方便写进帝王本纪里的话就放在这里一并讲了。
而李全传的篇幅比李纲传还多,有一万七千多字。
《宋史》第一大传的传主不是司马光,不是苏轼,也不是岳飞,而是这个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的李全。
很多人会疑惑,这人身上真有这么多故事可写。
其实这是史学家书写历史的一种技巧,我举另外一个人的传记来对比就清楚了。
王莽的故事依据的是《汉书·王莽传》,《王莽传》上中下三卷加在一起共有四万五千多字,篇幅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像王莽这种人物涉及的政治问题太多,基本上应该用本纪的规格来写,但这样在政治上太不正确。
王莽的故事不能不写,却只能放在列传里写,所以班固干脆把《王莽传》当成一部新朝伪政权的兴亡史来写。
但这是王莽才有的待遇,李全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凭什么也搞出一万七千多字的传记。
在这篇一万多字的传记里,讲述了几十个人的奋斗与结局,这对元朝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是特别有借鉴意义的主题,所以史官才不嫌麻烦,写下这么大一篇。
从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这一百多年间,叛国投敌者如过江之鲫,别说七个,七百个都不止,但破坏君臣尊卑秩序最严重的就是这七个人,所以必须把这七个反面典型立起来当箭靶,好好批评指责一番。
接下来要追问的是,张邦昌究竟破坏了什么秩序。
张邦昌这个人的生年史书没有记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他死时四十七岁,推算起来应该出生在神宗元丰年间,那时王安石变法已近尾声,但种种副作用还没开始显现,他算是生在了黄金年代的尾巴。
张邦昌在宋徽宗登基那一年高中进士甲科,正式进入官场。
他在史书上留下的第一笔业绩,是十年后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使高丽。
这个说法并不可靠,一来野史把张邦昌的官职写错了,二来高丽自家史料写的是癸未日国王在会庆殿庭受诏,显然人家并不缺国王。
我之所以把这段野史讲出来,是因为此事出自《三朝北盟会编》。
此书把这段材料收录进去,不能证明张邦昌真代理过高丽国王,却能说明南宋有很多人愿意相信这段流言,因为这样能给张邦昌那几十天的皇帝生涯一个合理的解释。
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情,但至少在宋朝的官方档案里,张邦昌是有外交经验的。
所以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女真人第一次包围汴梁城,点名要亲王与大臣去做人质时,钦宗皇帝派出了赵构和张邦昌。
那一次的任务过程还算平顺,在金营熬了二十多天后,斡离不就把两名人质放了。
只是两人的后续遭遇差异很大,鲜花、掌声与加官进爵全给了赵构,他顶着太傅的头衔回康王府休养;
而打工的张邦昌拿到的却是加班通知,朝廷让他陪同下一梯次的人质肃王赵枢和驸马曹晟重返金营,理由是他有经验,派他去交割土地,顺便照料这两人。
估计张邦昌收到通知后,想死的心都有。
更惨的是,这个班加起来没完没了。
本来斡离不承诺过了黄河就放人,但钦宗在李纲的建议下派兵持续尾随金兵,这让斡离不起了很大的戒心,于是更改了放人条件,必须完成三镇土地的交割才能放人。
这下子张邦昌的头更大了,因为老板根本没在单据上盖章。
离开皇宫前,张邦昌请求皇帝签字,皇帝不签;张邦昌说盖章也行,皇帝也不盖,摆明了是想赖账。
果然等他去执行交割任务时,中山府连城门都不开,说没接到命令,张邦昌想上前了解情况,对方居然开始放箭。
于是张邦昌只能跟着斡离不一路回到金国地盘燕京城,此后就在那里待了一年多。
在此期间,他是否与金国高层达成过什么默契,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能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判断,斡离不比起赵桓,更喜欢张邦昌。
一年后金兵二度南下,张邦昌跟着敌人回到了汴梁城外。
这一次女真人要建立一个傀儡政权取代宋朝,这显然是一项复杂的政治工程,张邦昌是其中的关键零件。
靖康二年二月初六日,城内的赵氏皇族接到通知,明天傍晚前全体出城,否则金兵将开始屠城,此事引起巨大恐慌。
宋朝官员随即出来谈条件,东京留守孙傅提出,让他们从神宗子孙里挑人当皇帝,不管选谁,都永为大金藩属,女真人表示不可以。
孙傅于是请女真人给出候选名单,女真人早有准备,给了两个选择:其一,选他们军中的汉人军官;其二,选他们军中的宋朝人质,并特别说明何㮚跟李若水两人除外。
如果忘了这两人是谁,这里可以复习一下:何㮚就是推荐郭京用道法守城的人;李若水则是坚定的主和派,割让三镇换和平就是他的主意,不过后来李侍郎因护主而壮烈殉国,这些事暂且不表。
金国的候选条件传回城内后,众人都明白他们要的就是张邦昌。
一开始百官都不愿意配合,僵持了三天,具体来说,是孙傅带领百官与百姓在金兵营门外哭拜祈求了三天,哭得粘罕都烦了,放话说明天以前还不确定,他就带兵进城。
收到消息后,请愿团随即解散,这时没人再反对立张邦昌。
但新的问题是谁来带头推举,宋朝的百官都是人精,眼下女真人拿着刀枪堵在门口,拥立张邦昌的确能解燃眉之急,但这种行为属于公然叛国。
赵宋皇族虽然几乎被一网打尽,但还有个康王赵构,何况太祖、太宗的子孙枝繁叶茂,万一这些姓赵的人当中冒出个刘秀,今天站出来的人就是死路一条。
于是众人陷入诡异的沉默,你看我、我看你,从早上僵持到下午,最后的结论是写一张推状,姓名栏留空,请城外的女真人自己填,这当然行不通。
眼看天快黑了,粘罕定的期限快到,终于有个愣头青站了出来。
此人是左司员外郎宋齐愈,官不大、胆挺大,他拿出一张白纸,愤然执笔,大书张邦昌三字,还自己拿着纸片遍示四座。
这场背锅大会的主持人,就是之前夸大汴梁城户口人数、让粘罕趁机狮子大开口索取巨额赔款的开封府尹王时雍,此僚以积极搜捕妇女送抵金营著称。
他一看有人自愿背黑锅,当即下令抄写员填上张邦昌的名字,送去金营交差。
我之所以对这些细节这么清楚,是因为四个月后就有人举报了此案,赵构下令严查,留下了完整的调查报告,宋齐愈随后以僭逆罪被腰斩于闹市。
这可是稀罕事,大宋向来有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的传统,这次不但杀了,还是腰斩,释放出的政治信号相当明显。
宋齐愈的下场为何这么惨,来看此案的经过。
一开始赵构并不知道当初推举张邦昌的种种细节,毕竟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情,在场者谁也不会主动往外说,所以赵构建立新政权后,宋齐愈还一度升任右谏议大夫,注意这是监察部门的主管,可以弹劾百官,权力很大。
每个人都有仇人,时任给事中的李擢有把柄在宋齐愈手上,他怕千日防贼、夜长梦多,干脆向赵构举报了此事。
本来赵构为了安定人心,是不打算追究的,他登基时宣布过大赦,话说得很漂亮:此前金人胁迫张邦昌僭号,实非其本心,相关人等此前的罪行一律赦免,一切不问。
这一手跟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烧掉手下写给袁绍的密信如出一辙。
但李擢别出心裁,他提醒赵构,当时众人都在想办法保全赵氏血脉,唯独宋齐愈妄行扶立,此人处心积虑搞这种政治投机,是想当张邦昌的佐命功臣。
这句话一语点醒了赵构,黄袍加身的臣子固然危险,准备黄袍的那批人更危险,这种政治投机者必须杀一儆百。
于是宋齐愈被一刀两断,皇帝还特别降下制书,制书中写道,方氛祲结于萧墙之内,奸邪兴僭位之谋,所幸探符之未获,奈何援笔以遽书,遗毒至今,造端自汝;又明言其探金人之情,亲书僭逆之名姓,谋立异姓以危宗社。
话说得很直白,探听金人意图属于早有预谋,亲书僭逆者姓名、谋立异姓以危害宗社就是政治投机,难怪宋齐愈下场凄惨。
接着来看张邦昌本人的处境。
王时雍等人写好推状交上去后,却被金人退了回来,理由是上面没有其他人的签字,看不出众人推戴的诚意,限一天内补交。
面对这种要留下铁证的事情,百官都面有难色。
这时王时雍又耍了一个小聪明,他通知百官,事情还有转圜余地,金人已经允诺可以改立武信军节度使赵有奕,此人是神宗的孙子,请众人前来商议。
众人不疑有他,都去了秘书省,没想到人刚到齐,王时雍就下令士兵锁上大门,然后当众宣布,今天不签名推举张邦昌,谁都别想走。
最终大多数人都选择配合签名,随波逐流总是容易,但依然有九个人坚定地拒绝了,他们一起把名字签在了要求保全赵氏皇族的声明里。
这是公然跟入侵者作对,要冒生命危险,勇敢的人值得被纪念,九人名单是孙傅、张叔夜、秦桧、马伸、吴给、张浚、赵鼎、胡寅、吴革,其中后来位至南宋宰相的有秦桧、张浚、赵鼎三人。
不过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张邦昌的国号被定为大楚,首都定在江宁府,至此,北宋算是彻底亡了。
故事说到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解答,金人为何如此中意张邦昌。
原始史料中多处出现金人多喜之的说法,显然挑选他并非偶然。
从政治上看,他满足三个条件,刚好是各方的最大公约数。
但这个最大的优点,对张邦昌本人来说也是最大的缺点,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没有当皇帝的资本。
张邦昌听到自己受推戴要当皇帝后,反应是大惊,原话是赵氏无罪,遽蒙废灭,邦昌所不敢闻,必欲立邦昌,请继以死。
而且他寻死还不止一次,《三朝北盟会编》说,王时雍等人强迫他,邦昌引刀自裁,被众人夺下,不久又常想用刀、绳自尽。
后来他在写给赵构的信中说,自己被女真人二十四小时贴身看守,撞墙、上吊、抹脖子、跳井、投河,样样都办不到,皇上,臣冤枉。
这里面当然有点夸饰的成分,但忠诚该有的姿态,老张还是做了出来。
那么后来他为何又不寻死了,因为粘罕告诉他,金人同意让赵桓的儿子当皇帝,他回去当宰相辅政,问他看行不行,这种哄骗让张邦昌软化了。
接着又有辽地的汉官劝他,何不暂时答应,等金人撤军,到时候要当伊尹辅政,还是当王莽,不全看他自己。
张邦昌一想也是,于是就不死了。
自古以来,劝人卖国的手法,跟青楼主劝女子下海一样,从来都是逐步突破底线这一招最好用。
三月初一,张邦昌按宰相的待遇入城,但进城后金人就公开宣布,限三日内拥戴张邦昌登基,否则先杀大臣,再杀百姓,全城老幼一个不留。
张邦昌闻听此言面如死灰,当场又要拔刀自尽,这当然不会成功,众人指责他,在城外时怎么不死,现在他若死了,就是害了满城百姓。
张邦昌无言以对,选择暂时配合。
接下来七天,双方开始互相道德绑架,张邦昌宣布绝食抗命、宁死不从,但天天都有人到他门外哭拜,请他登基以救满城生灵,哭着哭着,老张软化了,他成功说服自己,算了,也是为了救人,就从了吧。
三月初七,登基大典开始,张邦昌身穿黄袍,一路哭哭啼啼抵达典礼现场。
根据史料可以发现,张邦昌脑子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万众瞩目,所以始终在给自己留后路。
他的策略是,金人在场时做给金人看,金人不在时做给宋人看,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策略,让后来赵构想杀他都找不到借口。
具体操作如下:前往现场时有步辇,他拒绝上车,步行前往;到了现场后有御榻,他坐在榻边的凳子上;典礼进行中百官叩拜,他起身面向东面拱手而立;最后他拒绝更改年号,要求继续使用靖康。凡此种种,都在无声宣告,他只是在演戏。
而且张邦昌还有立功表现,三月中下旬,老张写信给粘罕、斡离不,请求减免战争赔款,二人为了替张邦昌树立威信,还真同意了,并开始准备撤军。
可以说,除了赵氏皇族外,汴梁城所有百姓都欠张邦昌一条命。
当年四月初一,金兵开始撤退,几乎就在同一天,张邦昌开始联系赵构。
金兵在四月初八完全撤完,张邦昌在四月初九就宣布退位,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自己则改管太宰事务。算算日子,他当了三十二天皇帝,要说有多少劣迹还真谈不上,所以赵宋政权恢复后,他属于功臣。
五月初一,赵构登基称帝,张邦昌在现场观礼,仪式后被封为太傅、同安郡王,这显然是在回报他此前兢兢业业的表演。
但清算其实早就开始了,三月底金兵还在汴梁城外时,张邦昌的母亲、弟弟、妻儿就已经全被人扣住,等待发落。
理由也很简单,赵构身边的人这时分为两派。
一派是从龙派,这些人主要是地方官员,他们运气好,不在那座蒙受屈辱的汴梁城中,所以身上没有配合金人的政治污点;另一派是围城派,这些人是原来的中书宰执,地位崇高,但现在身上背着双重骂名,首先战守失当、导致国破君辱的是这群人,再者战败后为求活命、配合金人搞伪政权的还是他们。
以从龙派的眼光来看,既然新政权已经成立,此时就应该清算这批围城派的政治责任,就算不杀,也得狠狠贬官,好把位置腾出来。
但官员们的利益,不等于赵构的利益。
一来如果真把围城派全清洗了,他就只能任由从龙派摆布,帝王心术重在平衡,赵构虽然是新手,也开始懂这个道理;再者新政权最大的威胁来自女真人,如果把这些对金友善的官员全清掉,万一女真再度南下,赵构可能连派去谈判的人都找不到。
消息传出,有污点的那批人放心多了,史称众人都佩服皇上大度,真是宽容仁厚之主。
但这桶稀泥和得并不成功,这个新政权毕竟是从龙派参与缔造的,他们不愿意就此罢休,扣住张邦昌全家只是个开始,接下来他们开始精准打击围城派。
谨小慎微的张邦昌动不了,那就先处理满身黑料的王时雍。
前面说过,此人因掳掠妇女讨好金兵,早就结怨天下,登基大典刚过,举报信就堆满了御桌。
弹劾者们很懂皇帝的心思,罪状并不提欺凌百姓,皇帝不在乎这个,说了也白说。
让王时雍倒台的是以下三条:其一,女真人索要皇族名单时,王时雍完整提供了全套资料,但索要太学生名单时,他却把自己女婿熊彦诗的名字涂掉了;其二,女真人废掉赵桓那一天,百官都在南薰门哭泣请愿,王时雍却没有出现;其三,王时雍在宫禁值更时,从宫中拿走许多宝物拿回家里。收到举报后,赵构震怒,王时雍欺凌百姓,他可以不问,但僭越皇权就让他不能容忍,这种人不杀,他这个皇帝还做不做。
于是赵构撕毁了一切不问的政治承诺,把王时雍贬出首都,最终杀掉。消息传出,围城派人人自危,纷纷上书请罪,又通通被罢职。
此时唯一还留在权力核心的罪臣就只剩张邦昌了,他当然也连续上书自请贬职,但赵构都没有同意,因为办其他人可以解释为内政,办张邦昌则很可能引起金人干涉,于是张邦昌的辞职信一直没有通过。
众人一看皇帝是这个态度,也就不为已甚,纷纷偃旗息鼓。
但就在此时,张邦昌的杀神到了。
六月初一,李纲以宰相身份抵达,隔天就要求处理张邦昌。
李纲嫉恶如仇、雷厉风行,赵构的拖延战术对他没用,他连续三天要求廷辩此案,终于改变了舆论风向,赵构批准了张邦昌的辞呈,让他去了潭州。
李纲之所以能改变赵构的意志,是因为他提醒赵构,现在外面都在说,陛下的皇位是从张邦昌手里接过来的,不办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这把赵构吓出一身冷汗,得国不正本来就是他最大的心病,这样一来,张邦昌就必须死。
但老张此前的道德形象保持得挺完整,贬官可以,杀人实在找不到理由。
这其实不是问题,史书读多了就知道,但凡皇帝想杀人,总会有正当理由。
一个多月后,一封举报信送到皇帝御案,内容很明确,张邦昌与徽宗嫔妃李氏举止暧昧,显有不臣之心。
具体情节是,他在皇宫内跟李氏喝酒,两人搂搂抱抱,李氏还以大家称呼张邦昌,这是宫中对皇帝的专称,而张邦昌听后竟然留宿福宁殿。
后来李氏辩称,当夜侍寝的是养女陈氏,她本人与张邦昌是清白的。
但随即又有人举报,几天后张邦昌搬出皇宫时,李氏竟然公开送行,而且当众说了许多对徽宗不敬的话。
这些证据让赵构忍无可忍,当即下令,将李氏杖脊,降配车营务为妻。
故事发展到这里,张邦昌估计难逃一死,但处分一直没有发出来,因为女真人的态度还没有表明,赵构担心处死他会激起金兵南下。
结果证明他想多了,就算留着张邦昌,金兵照样南下。
当年九月,秋风一起,金兵就来了,这一下张邦昌的利用价值由正转负,留着他反倒可能被金人重新扶正,那太危险。
于是赵构南下扬州避敌,出发前两天,下令赐死老张。
当时老张住在潭州天宁寺,他被湖南抚谕官马伸押着上楼自缢,那栋楼叫平楚楼,取名自唐代沈传师目伤平楚虞帝魂的诗句,而张邦昌的国号叫大楚。
据说老张悬梁之前曾经徘徊良久,这也算是杀人诛心。
至此,张邦昌的故事结束。
人已经没了,可以盖棺论定,先说他被列入《叛臣传》的理由。
张邦昌破坏的是赵宋皇室的合法性,所以赵构无论如何都得找个理由弄死他,就算没有李氏那档子事,张邦昌估计也难逃一死。
但这是站在赵宋皇家的角度分析,时隔近千年,一家一姓的荣辱早已没有意义,何况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资格姓赵,所以我想以中年人的同理心。
张邦昌称帝时年近五十,以世俗眼光看,他是个非常成功的中年人,如果女真人成立伪政权后只是让他当个宰相,估计他也能做得得心应手。
但很遗憾,他抽到了当皇帝的剧本,从宰相到皇帝,位阶只差一格,处境却有天壤之别。
看张邦昌的行事风格,他是真没有帝王格局,不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单单一个赵构他就比不了。
试想赵构若跟张邦昌是同一个怂样,得知国破家亡后就想方设法找其他人来当皇帝,那估计也就没有南宋了,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但张邦昌当不了皇帝,不意味着他一定得死,张邦昌真正的死因,源自他的侥幸与投机心态。
在走向龙椅的那条死路上,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换一种死法,或者说换一种活法,但他都放弃了。
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别说张邦昌这种官场老油条,就是政治新手也能意识到称帝建国非同小可,无论如何扭捏作态,只要敢穿上黄袍站在龙椅旁,这个人和赵宋就不可能并存。
张邦昌不配合,责任在金人;张邦昌配合了,责任就在他,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不得已。
张邦昌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不愿冒险、不想死,也不介意叛国的表现。
但张邦昌的小心思是,先配合女真人,然后再归政于赵构,两面讨好、都不得罪,等风头过去,就领着三公的俸禄,好官照做,安享晚年富贵,岂不美哉。
这就过于天真了,真以为天下人都看不出他的伪善投机吗。
后来金兵南下,赵构跑路前专门派人除掉他,原因正在于此,这种善于投机的政客太容易被敌人利用,还是除掉比较安心。
张邦昌死前徘徊怨叹之际,不知道有没有想通这一层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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