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3日，晋察冀边区一带，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团长黄新廷盯着一份刚送到的情报，迟迟没有放下。日军一支七百余人的队伍，正从高洪口返回五台县城，行进路线有迹可循，沿途地形也适合设伏。
这份情报来得突然，却并非普通的敌情通报。此前，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第五大队新兵营遭到日军袭击，许多新兵缺少武器，伤亡惨重。消息传到部队后，官兵们憋着一股劲，谁都想给牺牲的战友讨回公道。
黄新廷很快向358旅旅长张宗逊报告，提出在敌军必经之地打一场伏击。张宗逊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把兵力、道路和时间一项项摆出来分析。敌军人数不少，716团距离预定地域还有六十多公里，日军却只剩二十公里左右。
机会确实难得，风险也摆在眼前。张宗逊拿不准，便打电话请示师长贺龙。贺龙听完情况后，考虑得更细：部队能否按时赶到？工事来不来得及修？敌军一旦发现异常，716团会不会反被牵制？
在贺龙看来，伏击战不能只看“敌人经过”这一点。兵力不足、准备仓促、距离过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让一次伏击变成被动突围。经过权衡，他认为这仗暂时不宜贸然开打。
命令传回旅部时，黄新廷已经让侦察人员出发了。参谋们连续勘察，最后把伏击地点选在滑石片附近。那里便于隐蔽，也有撤退路线。黄新廷清楚上级的顾虑，可看着全团官兵的战斗情绪，又实在不甘心放走这支日军。
电话里，张宗逊把师长的意见转告给他。黄新廷仍在争取，反复说明地形对己方有利，即使敌军火力较强，部队也有把握迅速撤出。张宗逊其实也想打，但军情不能凭一腔热血决定，尤其不能忽视部队尚未完成集结这一事实。
僵持之下，张宗逊说：“你和师长再说说，能说通就打。”黄新廷随即直接联系贺龙，继续陈述自己的判断。贺龙听了许久，仍觉得把握不足。黄新廷没有退让，电话那头沉默片刻，贺龙说道：“黄新廷，你有胆你就干。”
话说得重，分量更重。黄新廷放下电话后，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随后拍板部署：“这一仗打定了，出了问题算我的。”命令传下去，先头部队立即出发。此时，716团实际上已经选择了先行动、再承担后果的道路。
夜色中的行军异常艰苦。部队在冰天雪地里连续赶路，黄新廷带队急行四个小时，终于抢在日军之前抵达滑石片。战士们顾不上休息，迅速构筑工事、布置火力，等敌军进入射程后突然开火。
枪声一响，张宗逊立刻意识到事情已经无法收回。他一面向贺龙报告，一面调动附近部队增援。贺龙也不断询问战况，特别要求716团留下预备队，不能把所有兵力一次压上；师里其他能够赶到的部队，则分别投入支援和阻击援敌。
这场战斗最终取得胜利。716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击毙日军数百人，缴获一百余匹战马、六门火炮和三百余支步枪，还有数量可观的弹药。战果传开后，黄新廷原本紧绷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可第二天清晨，电话又响了。贺龙开口便批评：“你小子现在敢擅作主张了？”黄新廷知道师长并非真要追究，便回道：“师长，是你说的有胆你就干，我确实有胆。”
贺龙没有继续纠缠战斗决定，话锋一转，问起缴获物资的分配。原来，716团把战利品大多留下，增援部队对此颇有意见。贺龙明确要求，弹药和装备必须分给参战的兄弟部队，不能只算自己一家的功劳。
黄新廷这才明白，战场上的胜负是一回事，部队之间如何协同、如何分配战果，又是另一回事。没有周边部队牵制和支援，716团即便先手得利，也很难把战果稳稳吃下来。随后，他按照师部要求，拿出一部分缴获物资分发给了兄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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