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枪声停了，苏州河里还漂着杂物，街面上满是弹坑和碎玻璃。陈毅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里接过印信，正式就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可这位刚打下大上海的陈老总，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全上海工厂一万两千多家，能开工的不到三成；商店八万多家，五万多家关着门；存粮只够吃半个月，煤只够烧七天；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失业人口加起来三百多万。国民党撤退前把黄金、外汇搜刮得一干二净，留下一个被掏空了底子的烂摊子。
但这些还不是最要命的。
真正让陈毅夜不能寐的，是治安。蒋介石临走前放下一句话：“共产党攻占上海容易，可要想快速稳定上海局势，绝无可能。”
他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上海地底下埋着两万多名潜伏特务，八个特务组织分散在暗处，等着炸电厂、炸铁路。青帮的徒子徒孙还在霞飞路一带收保护费，证券大楼里银元贩子翻着花样把人民币砸得贬值。每月抢劫案超过一百起，连警备部队师部住的旅馆都被人摸进去抢过。
陈毅看着公安局长的人选名单，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个位子，光会打仗的野战军干部干不了——得懂特务的门道、租界的规矩、江湖的话术，还得镇得住场子、压得住邪。他原本想让陈赓来兼任，可陈赓要带第四兵团南下追歼残敌，根本抽不开身。
就在陈毅急得团团转的时候，陈赓推门进来了。他刚从战场上下来，腿脚还不太利索，脑子却转得快。两人聊起治安的难处，陈赓忽然冒出一句让满屋子人都愣住的话：
“让那个死刑犯来当如何？”
陈毅愣了两秒，脱口而出：“李士英？”
陈赓点点头：“就是他。”
这个被陈赓称为“死刑犯”的人叫李士英，1912年出生在一个穷得叮当响农民家里，在1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就只能去镇上布店做学徒挣一点吃的。在15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共青团，在1929年他又成为了共产党员。
1930年的天津河北区地下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负责人李纯叛变了然后投敌当起了警察局的侦探到处搜捕他的战友。北方局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这个人消灭掉。
这个任务就落到一个不到十八岁的李士英头上，他没有慌他想出了办法利用叛徒急于邀功的心理派人假称中央代表和他见面。结果李纯果然上钩然后兴高采烈的去见那个什么中央代表其实他是被埋伏好的人用枪打死了。
这一下就出名了，1930年底的时候表现出色的李士英就被选派到了上海进入中央特科第三科也就是红队专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处决叛徒和特务。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就是那时最年轻的骨干之一。当时的情报科的科长正是陈赓他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谁的枪法怎么样在生死关头靠不靠得住他们在心里都清楚。
在上海李士英干了两件大事，1932年初顾顺章叛变以后王斌和曹清澄也投到敌人的手里面去了。于是中央特科下了命令除掉这两个叛徒。那么李士英领着两个人组成锄奸小组把两个给解决了。但是他在法租界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抓了起来然后被国民党带到法庭上判了死刑。
1933年的一月份和1935年的2月两次都被判处死刑但是他忍住了，他一共被判了两次的死刑但是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改成了无期徒刑。
在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的时候，日本人用飞机轰炸上海把监狱里面的什么东西都破坏掉了。李士英就趁这个机会逃了出来然后他又从上海步行走了好几百公里然后穿过好几个战场和封锁线最后辗转来到了延安。
之后他就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又护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病然后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旁听了一个多月的反特课程了，解放战争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华东局的社会部副部长，在山东什么地方组织保卫的工作。
陈赓说的那个“死刑犯”只是国民党那个时候给他的一个判决而已他实际上是一个经过21次生死考验两次被判死都没有屈服的一个硬骨头。
李士英对上海的了解，是别人比不了的。他18岁就在这片土地上跟特务周旋，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弄堂、每一种暗语、每一套路数。敌人那套潜伏、破坏、审讯的手段，他比谁都门清。陈赓推荐他，不是一时兴起，是知根知底。
李士英带领着近一千六百名公安干部乘闷罐子火车冒着雨来到上海，在夜色中来到了真如站。秘书想安排他住在招待所里休息一下，他就摆手拒绝了：“攻打这座城市的人们都在马路上睡午觉呢，我们能够在体育馆睡在地上就算是很好了。”那天晚上他们就在交通大学的体育馆的篮球场上睡觉。一个曾经在上海坐过五年死牢的人躺在地上怎么也睡不着。
6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了，李士英成了局长。
他上任的第一晚办公室玻璃就被枪击穿了，子弹擦着他头皮飞过去。可是他并没有退缩，拿出三个具体的办法来对付。
（1）把旧警察召集起来宣布以前的事一笔勾销愿意留下干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给他们一点路费走人。这样既可以稳住人心又可以淘汰一些不怎么可靠的人。
（2）从红队和南下干部里挑出三百个人组成便衣部队混进茶馆，舞厅证券行三天的时间摸清楚青帮头目的住址还有车牌。更绝的是用敌特的电台装出来台湾方面在叫，两天就钓到了二百多个敌人。
（3）整治银元贩卖的人了，在上海人民币根本没有人敢要，证券大楼里都有人在大声喊出“人民币比冥钱还不好”黄金的价格一个小时要变化好几次。
李士英扮成一个商人混到他们中间去侦查然后再回来制定行动方案。6月23号的上午有三颗红色信号弹放了起来同时上海警察局的所有的人都动手了当场就抓到了银元的大王张亚民搜出了一些黄金和银元。一仗打完之后，银元的价格下来了粮食的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人们开始敢用人民币了。
李士英胆子最大的就是处理美国副领事欧立夫的事情了，在1949年的7月6号有一百万的军民在一起庆祝上海解放的时候欧立夫开着车闯入到了人群之中把学生们撞倒还打了民警。在旧社会警察遇到了“洋人”只会害怕然后还要赔笑脸。
报上的事情就让李士英来处理他只说了一句：“犯法的人我就抓。”美方的舰队鸣着号向上海走来了但是李士英根本就不理他们硬是让欧立夫写了一份公开道歉书赔偿了医生的钱财。
外国人在中国一直都是很横的那种，可是李士英这一次把中国人替出来了。
陈毅选对了人。李士英上任后，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稳定。1949年6月到年底，全市破获重大抢劫案665起，捕获土匪特务1667人。那个曾经被判过两次死刑的人，成了上海滩最让特务和帮派胆寒的名字。
多年后回望，陈赓那句“让那个死刑犯来”，看似玩笑，实则是知人善任的精准判断。李士英前半辈子不是在抓特务，就是在被特务抓，上海滩的浑水，没有人比他更摸得着底。
而陈毅敢于起用一个背着“死刑犯”名头的人，这份魄力，也正是共产党人能够迅速站稳上海滩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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