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楼苦等明台30多年，80年代初，一个老兵捎来封信：哥，弄堂老井台下面，有我留给你们的东西，看完他当场就哭了|井台|封信|明台|明楼苦等|青石板

1982年3月，县前街的拆迁通告贴到了剪刀巷口。

邻居们一家家往外搬。板车推了一趟又一趟，叮叮当当的，从早响到晚。

萧明楼一个人坐在巷子尽头的井台边。

这口井早枯了，井盖上压着块青石板，石板上光溜溜的，被他坐了三十多年。

他手里夹着根烟，没抽。烟灰积了老长一截，风一吹，簌簌落在膝盖上。

他不掸。

“爹，街道办那边又催了，月底前必须签字。”儿子萧建国站在巷口喊他。

明楼没回头，吐出两个字：“再等等。”

“还等什么？”谢惠芳从门洞里探出半个身子，“整条巷子就剩咱们家了！”

明楼不答话。

他低下头，用拇指的指腹，在那块青石板靠边的位置来回摩挲着。

那上头有一道浅浅的刻痕，一个“回”字。

笔画歪歪扭扭的，像用指甲刮出来的，刻得极深。

三十多年了，那道刻痕被他手指磨得油亮油亮的。

他又摸了一遍。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十五年前入冬那天，何翠英走了。

明楼记得清楚，那天早晨娘还喝了小半碗粥，精神看着比前几日好些。

他扶她靠坐在床头，问她晌午想吃什么。

娘说想吃韭菜馅的饺子，多搁点虾皮，小台好这口。

小台。萧明台。

他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还是应着：“行，我让惠芳去买。”

中午他到菜场去，割了半斤肉，称了一撮虾皮，又买了一把嫩生生的韭菜。

回来在井台边择菜，择着择着就开始发呆，心想娘今天精神头好，兴许能多吃几只。

谁承想，天还没黑透老太太人就没了。

那半盆韭菜馅，包成了饺子，搁在灶台上，一只也没人动。

何翠英走得快，前一刻还在跟儿媳说等开了春要把那床旧棉被拆了重新絮，后一刻躺下去，就叫不醒了。

临终前那两天，她说话已经含混不清。

她攥着明楼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着话。

“井台……不能填。”

明楼说：“不填。”她摇头，又说了一遍：“井台不能填。填了……你弟弟就认不得……回家的路了。”

手松开，人就走了。

明楼跪在床前，眼泪砸在被面上，洇开一片暗色。

他心里是明白的。娘虽什么都没说，但那是在等小台。她等了一辈子，没有等不到。

那一年，明台失踪已经二十三年。

明楼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他心里其实有个疙瘩。

娘走的那天念叨的是井台。

她叫别的都是小名，只说井台，那是什么意思？

她不是放心不下这口枯井，她是放心不下那个再没能回来的人。

办完丧事头几天，明楼总做同一个梦。他梦见弟弟还小，蹲在井台边拿瓦片片划那青石板。

他在梦里骂他：“狗日的，把那块石板给我留了，磨秃了怎么压井口。”弟弟抬头冲他笑，露出一口白牙，说：“哥，我刻的是个‘回’字。走远了，看见它，就知道家在哪儿。”醒来满头冷汗。

三十多年了。

萧明楼坐在井台边，从裤兜里摸出那盒皱巴巴的前门牌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

火柴划了三下才着，火苗烧到手指才觉出疼，他甩了甩，烟灰落下来。

谢惠芳叉着腰站在家门口：“萧明楼，你听见没有？人家街道办说了，这个月底，整条剪刀巷得拆完，你这是要拖到什么时候？”

他把烟叼在嘴角，喝了口浑浊的井台水，语气淡淡的：“我说了，再等等。”

“还等？等谁？都喊你多少年了，你倒是说清楚啊。”谢惠芳声音拔高了，“建国那边人家说了，孩子都七岁了，还在老屋里挤着，等着住新房。你这一根筋从三十年前扭到现在，可够了没？”

明楼不吭声，把烟屁股在地上摁灭了。

他拍了拍膝盖上沾的灰，站起来。

“我回屋里躺会。”他朝着屋里走。这是他惯常的办法。吵不过就躲。

谢惠芳在后头气得跺脚：“你说等，你倒是告诉我等什么，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明楼走到门口顿住脚。

他没回头，低声说了句：“我不知道。”

像回答他老伴，更像自言自语。他真的不知道。

他在等什么？等一个人回来？等一个消息？还是等一个答案？

还是说，他只是不知道除了等，他还能做什么。

屋里黑，他走到堂屋的角落蹲下来，拉开樟木箱底层的盖板。

里面有件旧夹袄，袖子破了，是明台十七岁那年穿的。他失踪那阵就穿这件。夹袄底下压着一封信。

信封的纸页已经泛了黄。

收件人地址是一串，明楼认不得的台湾字。

发了一天一夜的烧，托人带去香港辗转寄出的。

走了一年多，原样回来了，贴着一张回执：“查无此人。”

四个字，判了他三十年。

剪刀巷的人快搬空了，贾宝珠家是最后一批走的。

贾宝珠比明楼大两岁，从小住对门，跟明家二十多年的老邻居。

她十来岁就嫁过来一直住在剪刀巷，明台那孩子是她看着长大的，从小叫他“小台”。

走那天她过来道别，手里拎着一兜自家院里结的橘子，塞到谢惠芳手里，说：“这个给你，留着给孩子吃。”

明楼从堂屋里出来招呼她坐。贾宝珠笑着摇头：“不了，搬家的车在巷口等着呢。我过来，就是跟你说一声。”

她顿了顿，看了明楼一眼，又说：“刚才还去给大伯磕了个头。”大伯是何翠英。

“嫂子走之前那几年，我隔三岔五去看看她。她话少，就爱坐这口井台边。”

贾宝珠说，何翠英活着那几年，不太出门，唯独总坐在井台上。

有时候一坐就是一下午，手里什么都不干，就那样坐着。

她也不望巷口，她望那口井的多些。

“有一回我问她，”贾宝珠声音低下来，“我说嫂子，你老望那口枯井做什么？”她说：“她听了笑了下，说等小台的东西还能不能回来。”

这话说的，明楼愣住了。

“我过去问，”贾宝珠犹豫了一下，“我说小台什么东西啊？你们家小台那会儿人都……

她没说下去，意思谁都明白。

贾宝珠说何翠英就没再接话，只是攥着手里的银戒指，看了老半天。

“那戒指不是在前阵子弄丢了吗？”但奇怪的是，他从小就知道他爹的银戒指是娘从前买给男人的猪蹄镯子，跟陪嫁一起当宝贝一样收着的。

所以他并没有追问。

“那时候看着，它还好好的在她手上。”她把手里的戒指亮出来给他看，明楼认出了这枚戒指。

贾宝珠又说：“后来老太太走之前半个月，我去看她，见她一个人在屋里翻腾东西。翻了半天没翻出什么，最后坐到床上抹眼泪，说‘没了’。我问她什么没了，她又不言语。”

明楼心里轰的一声，像什么东西塌了。

娘那枚银戒指丢了。

他那时候全忙着办丧事，后来翻箱倒柜也没找着，想着是老太太脑子糊涂收在哪里记不得了。

没想到贾宝珠说老太太生前就在找了，才找到半个月就开始翻屋里，找不到东西抹眼泪。

她是翻银戒指吗？记在最亲的地方，她到底在找什么？？

他问贾宝珠：“娘那几天，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别的话？”

贾宝珠想了想，说有一回，是阳历三月里天气好，她去晒太阳，何翠英坐在井台边，“她那天精神挺好的，看我过来还笑着招手。她说：‘宝珠你看，这井台多好，三十多年了，一块砖都没动过。小台要是回来，还认得他家的门。’”

贾宝珠说：“我听她这么说，心里难受，就说：‘嫂子，你别想那些了，小台说不定早……’”她又没说下去。

何翠英听了盯着那口井台看了很久，最后说了句，声音极轻，要不是贾宝珠凑得近，根本听不清。她说：“他留的东西还在呢，他会回来的。”

贾宝珠说完便走了。留下明楼一个人站在井台边一动不动。

他脑中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小台留的东西还在呢。

她怎么知道留了东西？她没有跟她说过。谁告诉她的？

明楼蹲下去，慢慢撩开井台边那丛枯了的杂草，用手指抠了抠青石板边缘的泥缝。泥土干得发硬，指甲抠不动。

他盯着石板上那道“回”字刻痕看了半晌，嘴里喃喃：“小台，你到底给娘留了什么？”

风灌进巷口，把屋檐下那根旧电线吹得呜呜响，像谁在哭。

那天晚上，谢惠芳又提拆迁的事，他没呛声。

他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嚼了半天，忽然开口：“我上周去街道办问了，咱们这个片区，拆了之后要修一条路。那口井，跟那个井台，到时候整块都要挖掉。”

谢惠芳一喜，以为他想通了，说：“那正好啊，早点办好早点住新房。”

明楼把碗放在桌上：“井台动了之前，我得去挖开看一看。”

“挖什么？”谢惠芳被他说得一怔。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说：“我不知道。但我娘说，小台有东西在里面。”

梁光济是在1967年的秋天出现在剪刀巷的。

他父母早亡，十二岁起跟着师父在县城东头的剃头铺子里学手艺，二十一岁出师，来剪刀巷里自立门面，一间窄窄的门脸搭在两棵老槐树的中间，悬一块褪色的木牌：“明记剃头铺”。

萧明台那年暑假隔三差五到铺子门口蹲着，蹲久了就进去看，明楼忙的时候就在他旁边看，替他扫地上的头发。

他从没见过剃刀在一个人的手里能那么听话，明楼剃头，从不弄疼人，客人都说他是剪刀巷里的一把好手。

何翠英起初不乐意，说剃头是下九流的行当，没出息。

明楼只笑笑，她说什么都不接话。

后来铺子慢慢有了些老主顾，一个月的进项够他给家里添两顿荤腥了，老太太嘴上也不再说行当的事，只是有一回吃饭的时候，她说：“行，你干也行。这是你爹留下来的手艺，家传的东西，你拿着也好。”

明楼心里咯噔一下，筷子悬在半空。

他娘从不主动提他爹。

他爹死的那年，他才五岁，弟弟还没满周岁。

他娘一个人拉着他们兄弟俩长大，不提爹，像是怕自己扯出没完的眼泪来。

“手艺是爹传下来的。”明楼放下筷子，“爹是跟谁学的？”

何翠英夹了一筷子的青菜，含糊地说：“你爹年轻的时候，在镇上的剃头铺子里当过几年学徒，学了一门手艺，后来攒了点钱自己出来开铺子。他是个老派人，做什么都认真。”

明楼没敢接下去。他知道娘不愿意多说。

1967年秋天，县里来了一帮人，说“破四旧”。

有人到剪刀巷来，把他铺子的招牌摘下来踩了两脚，扔进巷口的垃圾堆。

明楼一整天没说话，傍晚去把招牌捡回来，拿袖子擦干净上面的灰土脚印，又把那块褪了色的木牌挂回了原处。

过几天又来人了，说这牌子是“封资修”的老东西，命令他砸了。

他当着人面点头，等他们走了，又爬到梯子上把牌子摘下来，裹上油布，塞进堂屋的夹墙里。

但他防不住别的。

明台失踪后，有人调查过他，说他是国民党兵、是逃犯、是特务。

最早是挨斗，后来劳改过一年，算是平了反。

到最后，只给他留了一口饭一碗水，说只要他当众说一句话，跟那个“跑到那边去了的弟弟”划清界限，他的饭碗就还能保住。

明楼没有立刻开口。他蹲在井台边，整整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站在居委会门口，说了那句后来跟了他一辈子的话：“我就当没这个弟弟。”

声音不大，但人头攒动，居委会主任说“大声点”，于是他闭上眼睛又说了一遍：“我就当没这个弟弟。”

那天傍晚回到家，他把院门一关，蹲在灶台前吐了出来。

谢惠芳在堂屋里哭。他吐完了，拿井水泼了把脸，进屋看见她坐在床边抹眼泪，心里刀绞一样。

他说：“你去告诉娘，就说我在外边逢场作戏，为了保住铺子，让娘别往心里去。”这句他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

话声里带着抖。

但他到底没去找他娘解释。

何翠英什么都不说，照样每天做饭洗衣，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话反而更少了些。

只有一次，他在灶间热饭，她不知什么时候从他身后路过，经过他身边时站住，没有看他，只朝着灶上的热气说：“人在难处，说两句难听的话，菩萨不怪。”说完就进了屋。

明楼握着铁锅的手，指节发白。

那些年他每逢年节就托人想给弟弟捎话，先是托广东那边的人打听，说弟弟在那边就是拉板车、当苦力。

后来那线人也断了。

直到1979年，有个去香港探亲的亲戚回来说，他在香港街头碰见一个从台湾来的老兵，说认识一个叫萧明台的人，在台北开面馆，还活着，还说他哥的事情他也听过。

明楼听到“还活着”三个字，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屁股坐在井台上，半天起不来。

后来他托那人辗转给弟弟捎了一封信。

信写了三天，写了撕，撕了写，最终交出去的不过短短几十个字：“小台，哥还在老地方等你回来。那口井台没有动，娘还在的时候，天天替你看着。哥那时候说的那句话不是真的，哥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说那句话。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哥，你给哥回个字。哥不识字多的，你就写个‘好’字就行了。”

信带出去了，再没有回音。

他等了三年。

1982年的春天来了。井台边的老槐树发了新芽，渠水涨了，天气回暖了。他却觉得这年的春天来得格外冷。

萧建国站在巷口喊他吃饭，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来了。”他低头看了看那口枯井，“小台，今年春上，你要还是没有消息，哥就把这井台挖了看看。”

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是说给谁听的。他等一个人回信，等了四年；等一个人回来，等了三十三年。他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

三月十五那天，丁铁生到剪刀巷的那天。

巷口的拆迁告示贴出来已经半个多月了，清早，明楼在井台边打了一盆水，端到门口的石阶上洗脸。

水是自来水，但他习惯每天早晨在那口井边洗漱。

谢惠芳说过他多少回，那井水早不知道还能不能喝，他偏不听。

他总觉得，用那口井的水洗脸，人清气爽些。

他弯下腰，两手掬水，扑到脸上，冰得打了个激灵。

刚要拧毛巾，巷口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他抬头。

巷口站着个老头，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衣裳，脚上是双黑色布鞋，手里提着一个深灰色的人造革旅行包。

头发花白，腰板挺得笔直，站姿带着一种当兵人的利落感。

不像本地人。

他站在巷口，没有进来，也不说话，像是在打量这巷子。

明楼看了他一会儿，低下头继续洗脸。

老头开口了，声音带着些沙哑，不慌不忙地问：“同志，跟你打听个人。萧明楼，住这儿吗？”

明楼的手在脸上停了。

他直起身，水顺着下巴往下滴，他没伸手去擦，就那样看着来人，问：“你是谁？”

老头往前走了两步，说：“我姓丁，叫丁铁生，从南边那边过来的，帮你弟弟带一样东西给你。”他把手里的旅行包放在地上，弯下腰，拉开拉链，从里面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走过来，把信封递到明楼手里。

明楼低头看见信封上那几个字，瞳孔猛地一缩。

那字迹是他认了三十多年的、刻在骨头里的。

信封上写着两行字，歪歪扭扭的，一笔一划，写得极用力。收信人的位置写着三个字：“萧明楼”。

他手颤了一下，接过来。信封没有封口，他手指头哆嗦着试探了好几次，才把它拆开。

里面只有一张纸。

纸上只有两行字。字比信封上的还歪，有些地方笔画是断的，写得很慢，像是很久没提笔的人，重新握住笔，一笔一画才勉强拼出自己的名字。

纸上写着：“哥，我是小台。你还记得咱家井台底下埋的东西吗？那是我十四岁那年埋的，埋了就没敢再挖出来。你挖出来看看。你看到那个东西就晓得，我一直在等你，等咱娘来挖。”

信纸背面还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笔画比前面凌乱，像是写完又补了一笔。是：“哥，原谅我。”

萧明楼反复把信纸翻过来正过去看了很多遍，目光死在那几个字上。

他眼泪当场就下来了。手里那封信被他攥得发皱，他拿手背抹了一把脸，转头冲屋里喊了一声：“惠芳！把我堂屋墙角那把铁锹拿来！”

谢惠芳从屋里探出头来，问：“你要做什么？”

明楼没有回答她，只是盯着井台。

他大步走到井台边蹲下，把信纸小心地叠好收进贴身的口袋里。

然后他用手摸了摸那块大青石板，顺着那道被他磨了三十多年的“回”字刻痕，轻轻描了一遍，说：“小台，哥来了。”

他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双掌合握，抠住青石板的边角，一发力，将它整个掀了起来。

青石板一掀开，一股潮湿的泥味扑上来。

谢惠芳追出来的时候，明楼已经跪在井台边，拿手在扒土了。他动作又快又急，十指插进板结的泥地里，指甲缝里瞬间灌满了黑泥。

“你这是干什么？电报的事，咱们慢慢说不行吗？”谢惠芳想拉他，他看着从来没这么激动过。

他不答话，只低头刨土。

萧建国从屋里出来，看见他这样子，吓了一跳：“爹，你做什么？那井台多少年了，底下万一塌了怎么办？”

“塌不了。”明楼头也不抬，“我弟弟说他在底下埋了东西。”

“谁？小叔？”萧建国一怔，他从小就听父亲说过这个叔叔，在他小时候的印象里，这个叔叔就是个传说，家人好像都不太愿意提他。

他看明楼扒土的手已经蹭出血丝了，赶紧回屋拿了一把铁锹过来：“爹，你用这个。”

明楼接过铁锹，没有直接下锹。

他蹲在坑边，拿锹沿试探着往下压了压土，一下，两下。每一下都极小心，像怕伤着什么似的。谢惠芳看着他这样，心里那些火气烟消云散了。

她站在旁边，看他谨慎地挖开井台边的浮土，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口井、这个井台、这块青石板，对明楼来讲，是一个等了三十多年的坟。

他不敢挖开，怕里头什么都没有，等于告诉自己，那三十多年的念想就真没了。可今天他挖了，因为有个人告诉他，底下埋着一个“念想”。

挖了大概一尺多深，铁锹碰到了硬物。

当的一下。

明楼的动作停住了。他把铁锹小心地插在旁边的土里，跪下去，徒手把覆盖在硬物上面的泥土一层层拨开。

油布包。用一小块军用雨衣布包着，再用细麻绳密密实实地缠了几圈。

麻绳已经朽了，一碰就断。

但油布揭开，里面还有一层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

塑料布完好无损。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里头是一个锈迹斑驳的铁盒子，长方形，像是装茶叶的旧铁罐，盖子上还能依稀辨认出“龙井茶”三个字。

他揭开铁盒盖子。

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三样东西。

一枚银戒指。

他认得。

他爹留给他娘的唯一一件像样的东西，他娘的遗物。

前阵子他翻遍了娘的全套遗物都没找到，原来在这里。

旁边是一绺头发，用一根红头绳扎着，乌黑发亮，哪怕过了三十多年，那光泽还是先前少年人的头发。

头发底下压着一张迭成小方块的纸。纸页泛黄，已经脆得不敢用力碰。

明楼小心地将纸展开。

纸张对折了四折，打开后，字迹歪歪扭扭，笔画磕磕绊绊，一看就是小孩子写的。

满纸错别字：“娘，我走了。我想去外边跑船。你把爹的戒指给我，我带走了。到了外边我好有个念想。但我不想叫你找不着我，所以把这枚戒指埋到井台底下。我走了以后，你每天看看这个井台，就像看见我一样。娘，我挣了钱就回来。到时候，我亲手把戒指挖出来还给你。你等我。”

纸的末尾，落款处写着日期。日期被水渍泡过，洇了，但还能辨认，正是萧明楼在心底记了半辈子的那个数字。十四岁。

三十多年前的冬天，有个十四岁的少年跟家人闹了别扭，偷出母亲的戒指、剪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埋在了井台边。

他说他要去外面跑船，挣到钱就回来，回来以后再把东西挖出来还给母亲。

可是他没等到回来。明楼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突然发了疯似的刨开纸下面的泥土，往下又挖了几锹。

谢惠芳吓坏了，喊他明楼，他不停。

挖到更深的地方，铁锹没有再碰到任何东西。他又挖了尺把深，挖出来的只有黄土、碎石和断掉的树根。

他终于停下来，丢了铁锹，一屁股坐在翻开的泥土当中。

他看着手里的银戒指和那绺头发，脸上的土混着汗，一道一道地淌下来。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他说：“娘，小台他，十四岁就想走。他那时候就想好了要回去，回去还你戒指。他没走掉。”

风从巷口吹进来。那棵老槐树哗啦啦的响。

明楼没有哭。

他坐在那里，把银戒指慢慢套到自己的小指上，尺寸小了。

他解开发绳，把那绺头发缠在左手腕上，打了两个结，又解开，重打，还是两个结。

他说：“小台，你说回来亲手挖。哥替你挖出来了。你得自己回来看一眼啊。”

那只铁盒里的纸被他重新折好，又打开，又折好，反复了几次。最后他小心地把它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和那封信放在一起。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在发抖。

他这辈子剃了无数个头，拿剃刀的手稳得从不抖，常年吃饭挑水做手艺，那双手稳了半辈子。这一回，那两只手却抖得厉害，怎么按都按不住。

明楼在井台边坐了很久。

谢惠芳和建国在旁边陪着，谁都没有说话。

没有人问那铁盒是谁埋的，里面为什么会有她婆婆的银戒指。

有些事，明楼不说，她们也知道不该去问。

直到太阳偏西，明楼才动了动，把那件旧军装脱下来给老伴披上，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

他扶着井台站定，把那封信从口袋里又摸出来看了一眼。

然后他转身走到谢惠芳面前，把那封信递到她手里。

他说：“你帮我看看，他信后的落款，写的是不是二月？”

谢惠芳接过信仔细看了看，说：“是二月，十四。”

明楼蹲下来，双手抱头，说：“腊月。他埋这个盒子的时候是腊月。腊月里最冷的那几天发的河水。”他说着，声音已经开始发颤了，“他在井台边刨土埋盒子的时候，还是冬天。家里灶上烧着热水，他进屋自己舀了半盆，把冻裂的手泡了泡。我想起那天的事了。”

他继续往下说，还是那种碎碎念的语气：“那天我收工回来晚了，到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娘在灶间做晚饭，说小台一下午没着家，不知道野到哪去了。我没当回事，饭吃到一半，他从外头回来，进门也不说话，一头扎进自己屋里。娘训了他两句：“这么大冷天瞎跑什么？跑出好歹来，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我不记得他怎么回答的。”

他记得，其实他记得的。

他记得明台那时候站在堂屋门口，嘴唇冻得发紫，脚上的布鞋全是泥。

他抬头看了自己一眼，说：“哥，我到外面转了一圈，觉得还是家里好。”

明楼当时说：“废话，大冷天的不在家待着，满城乱跑什么？”

明台没接话，低头回了屋。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他就不一样了，不再跟人说话，成天低着头闷着，问他什么都是嗯。

明楼那时候还嫌他长大了、脾气怪了，也就不去跟他多说话。

他是从来都不知道的。

他的弟弟给自己埋了一个决定，他本来打算开春就走的，决定埋在那里，过年之前，他想：等过了年吧，过了年再走。

等过完那个年他就没等到。

等他被捕之前，他连水都没来得及给她挑了，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

“他十四岁就埋了。”明楼声音干涩得像在砂纸上磨，“他想走，没走成，又舍不得走。后来他不用自己走了，别人直接用枪逼着他走。可他埋这颗戒的时候，他是想回来的。他一辈子都在想回来的路上。”

他抖着手把铁盒盖上，揣进怀里。

丁铁生一直站在巷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没有靠近。

这时候他走过来，在他面前蹲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他。

明楼摇了摇头。

丁铁生也没有抽，把烟夹在耳朵上，沉默了片刻，说：“你弟弟让我跟你说的话，我原话带给你。他说：‘哥，我在井台边埋了东西，你挖到它，就知道我一直都在想着回家。’话就这么多。”

他又停了停：“我不知道他埋的是什么。但他跟我说过，那是他这辈子最对不起咱娘的东西。他说他十四岁那年不懂事，偷了娘一样东西，本想等出去挣了钱回来还给她。后来他没能回来，那东西就成了他心里一辈子的欠债。他让我来看看，如果东西还在，就替他跟娘说一声抱歉。”

明楼低着头，看着自己小指上那枚银戒指。

“东西在。”他说，“他在外头欠了三十五年的那句话，我替他跟我娘说了。”

他伸手到怀里，把那只铁盒又摸出来，拿拇指摩挲着锈迹斑斑的盒盖，像在摸一样极珍重的东西。

他终于伸出脚，在那块旧青石板上蹭了蹭，低声说：“小台，你人还在南边，哥知道了。等这边的事弄完，哥就去看你。这回哥不让你等了。”

没有人说话。

巷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风吹过屋檐下那条旧电线，嗡嗡地响着。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长长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丁铁生没有马上走。

他在那张老八仙桌旁边坐下，谢惠芳给他倒了碗水，又端了一碟子腌萝卜条出来。

丁铁生喝了口水，看了明楼一眼，说：“我跟你弟弟认识的年头不短了。他刚过去那几年，在码头当过搬运工，扛过麻袋，水泥，什么都干过。他没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穷得叮当响。但他有个习惯，不管落到多难的地步，每逢过年那天，他都会在住的地方朝北边摆两个碗，揣上一碗饭一碗菜，摆一炷香。”

明楼攥着铁盒没有说话。

“我头一回见他的时候，是1974年，在台北的一个小面摊。他那时候已经开了个小面馆了，在巷子深处，不临街，门脸也小，脏兮兮的。我进去吃了一碗面，味道不错。后来熟了，他跟我讲他家里的故事。说他有个哥，在家剃头，手艺很好。说他哥小时候替他跟人打过架，他被高年级同学按在地上打，他哥冲上去把人家手里那块砖头夺下来摔了。”

明楼鼻子一酸。那是明台读初一的时候。他听说了以后，书包都没放就冲过去。那哪儿是他替人打架，那是他第一次觉得当哥的要护着弟弟。

丁铁生接着说：“他说他想回来。前些年没日没夜地想。后来政策慢慢松动了，能托人带信了，他高兴得一夜没睡着。写了八年的信，一封也没能送出去。他又不知道你的具体地址。”

“怎么可能不知道？”明楼开口说了声，“我从来没搬过。”

丁铁生沉默了一会儿：“他写的是‘剪刀巷萧明楼’。但是那时候信到了香港那边，还要经好几道手。有几年风声紧了，中间的人不敢转，怕出事。你弟弟寄出来的信，都被人压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家里，前前后后压了十来封。”

明楼的嘴唇动了动，没能说出一句话。

他等了三十三年没等来弟弟一封信。

原来弟弟写了十来封信，都被人压在一道海峡对面的抽屉里。

那些信上没有写错地址，只是被锁住了。

他烧掉的弟弟的夹袄里面，藏着的是他自己的回信。

“他写给我的信呢？那封压了十年的？”

丁铁生看着他：“你是说1968年春天那封？”明楼手一颤，指甲在碗沿上磕了一下，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那封信到了香港，中间人拆开一看，”丁铁生说，“他的脸色就变了。信里你说的那句话，搁在三十多年前那种时候，他担心信在那边被查出来，对你弟弟反倒不好。至于到底送还是没送，他没跟我细说，只说你弟弟没有收到他的信，他大概到现在都以为自己那封信没送到，或者你看了生气，不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