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AI，但我想做中国第一所AI原生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科学|学校|现代教育|课表

题图：《Happyend》

刘迎慧，人们更熟悉她的另一个名字：Claire。

和Claire有这场对话前，她刚从金山岭阿那亚的一场AI峰会回到北京。

从学校离职后，Claire用了一年多旅行、考察学校、探访企业。2026年上半年，她开始筹备“原点学院”。按照计划，2027年9月，这所被称为“中国第一所AI原生学校”的学校将在北京朝阳落地。

Claire做了十二年国际教育，曾把一所只有十几名学生的民办国际学校做到1500人，做过创校主任、校长、副总裁，拿过福布斯中国“国际化教育卓越贡献奖”。同行用12个字评价她：“个性极强，十分进取，异常勇猛”。

2024年9月，她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对于离开学校后最大的变化，她说：“终于不用再发喜报了。”这是一个长期身处学校内部的人，对学校正在完成什么、又应该完成什么的怀疑时刻。

2025年下半年，Claire密集考察企业的AI应用，参与了几家上市公司的AI组织转型。给她带来巨大冲击的，是企业用人的需求，以及对人才定义的变化。

一家企业做到30亿规模前，可能需要2000人，加上了人机协同，只需要400人。那么，哪些人会成为那400个人？剩下的1600个人又怎么办？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度过十几年，学会考试，拿到学历，进入社会，突然发现AI已经能够完成大量过去由人完成的工作，学校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Claire当时的感受是“整个社会在制造汽车，学校里在教学生骑马。”

这不是一个只属于AI时代的问题。回溯教育发展史，学校从来不是天然存在的制度。它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条件，随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不断重塑。工业时代需要标准化的人才，学校逐渐形成了今天熟悉的样子：按照年龄分班，按照学科组织知识，按照课表分配时间，用考试判断学习结果。学校不仅传递知识，也在组织一个人的成长节奏。

现代教育大规模组织起来的，不只知识，还有时间。一个学生在校八小时，时间只有一份。给了讲课、刷题和考试，就无法同时给与真实项目、体育、艺术、哲学，以及那些很难被写进课表，却同样构成一个人成长的事情。

教育最稀缺的资源从来不是课程，而是儿童有限的生命时间，AI改变了时间密度。当AI承担越来越多知识获取、即时反馈乃至部分执行性的工作，学校获得了一种重新分配时间的可能。原本必须花在“学习知识”上的时间，能否被压缩？被释放出来的时间，又应该交还给什么？

Claire想做的，是对这个问题的一次回答。她不要做一所AI用得最多的学校，相反，她要做的，是一所“反AI的AI原生学校”。

一、谁规定了孩子的一天？

一个学生的一天，从什么时候有了标准答案？

Claire对课表背后的时间逻辑不能再熟悉了。一个孩子进入学校，他的时间会被迅速切分：按照年纪进入年级，按照课时推进课程，按照学期完成进度，在规定时间考试。

学校把人的时间集中起来，并按照统一的方式进行分配。知识制度对应的是时间制度。

18世纪末，工业化逐渐改变英国社会，“守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能力。历史学家汤普森在研究工业资本主义的时间纪律时注意到，学校成为训练这种新时间观念的重要场所。工厂需要工人在规定时间到达，学校则训练儿童按照钟表生活；工厂把劳动划分为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学校把学习切分成一节节课时。

1862年，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汉普顿工业学校课表记录着：9点15分宗教教育，9点45分算术和表格，10点15分听写，10点45分阅读，11点15分拼写；下午安排针线等劳动。

现代学校最“成功”之处，它不仅安排学生学什么，也安排什么时候学。“提前”“落后”“超前”“赶进度”“跟不上”，这些再普通不过的词，在教育领域获得了新意义。

如果AI社会对人的要求改变，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度过的十几年，究竟该被用来做什么？Claire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直接，“目标决定时间资源的分配。”

这句话背后，是她自己对时间的切肤体会。所在的国际教育行业以“内卷”著称，她每天早八晚十，几乎无休。但人对于时间的理解并不是纯粹私人性的，人不是天生知道“现在是8点17分”，我们之所以能共享“星期一”“月份”“一年”“节日”，是因为社会赋予时间以共同结构。

换句话说，“时间”是一种社会化的工具。

二、学校凭什么占据时间？

学校占据了人生命中最完整、最连续的一段时间，它凭什么？

答案不能只是知识。这是Claire思考学校之后，第一个判断。在她看来，AI时代，学校仍有存在必要，但它需要回答为什么存在。

她把学校不可替代的部分，归结为三个功能。

第一个，是空间。学校把父母和孩子暂时分开，这件事看起来与教育无关，却可能是家庭关系持续运转的前提。人需要精神空间，需要工作、成长，也需要消化经历的生活。孩子需要离开家庭，进入一个不完全由父母安排的世界。学校不只是把孩子从家里带走，也给了两代人各自成长的可能。

第二，是关系。学校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场域，一个孩子会在那里遇到同龄人，建立亲密关系，也经历合作、冲突、误解和磨合。他会遇到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在关系里照见自己，理解一个并不按照自己意愿运行的世界。这些事情很难被拆解成课程，也很难被一套标准答案替代。

第三，是动力。Claire认为，学校应该不断创造新的场景和话题，让孩子对世界保持好奇，产生继续探索的愿望。一个人为什么会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为什么愿意持续追问，不是知识本身能够解决的问题。

空间、关系和动力分别对应着一个人的三个基本需要：离开原有关系，进入更大的共同生活，在与他人的相处中认识自己，以及产生主动走向世界的愿望。也因此，Claire并没有把“AI原生学校”理解成一所AI使用得更多的学校。

如果学校单纯是知识传递的场所，学校就会在未来不断面对“为什么还需要它”的追问，但如果它承担的是人与人、人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连接，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学校如何把这些不可替代的事情，交还给孩子？”这比增加几门AI课程困难得多。

三、重新分配一天

如果一天只有这么多时间，什么应该占据它？Claire给出的答案，是重新分配。“AI原生学校最重要是重新分配了学生的时间。不按课程去分类，按时间的功能和属性去分类。”

传统学校用课表把一天切成格子，学生按照大致相同的年龄、进度齐步前进。Claire想改变的，是课表背后的分类方式。学习知识当然重要，知识的储备和内化是其他能力延展的基础。没有知识就没办法做批判性思维，也没办法做真实项目。所以问题并不是知识重要与否，而是知识学习需要占据学生多少时间。

“你把时间给了刷题，给了考试出分，就给不到真实项目，给不到能力培养。”Claire认为，AI改变的不是学校里多了一种工具，而是个性化学习让学生不必再被固定在同一个进度里。

在她设想的学校里，学生可以通过AI完成知识学习，每个人有自己的任务和进度。一个学生在数学上的进度可以和另一个学生完全不同。他们不再需要因为年龄相当，就必须在同一时间学习同一件事情。

被压缩的不是学习本身，而是学知识所需占据的时间。那么，被释放出来的时间去哪里？Claire称它们为“创造时间”和“共同生活时间”。

体育首先被放回重要位置，艺术也需要时间，哲学会成为原点学院的一门必修课，形式不是记忆知识，而是讨论和思辨。这些事情过去也存在于学校，只是常被安排在主课之后。现在，它们获得的不是剩余时间，而是计算之后的关键时间。

还有项目。但Claire并不认为“项目式学习”本身有什么特殊，她在意的是学生是否真的与世界发生连接，“世界上的真问题足够多。”她不希望学生为完成一个漂亮的教学项目，去模拟一个现实世界。她更希望真实发生在企业和社会中的问题进入学校，让学生直面那些非标准答案，培养他们驾驭AI的能力。

一所学校的一天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本质上改变的是组织时间的基本逻辑：先确定一段时间用来做什么，再决定让什么发生。

四、AI负责知识，人负责人

“AI负责知识，人负责人。AI负责效率，人要负责意义。”Claire试图定义学校里人与AI间的边界。

如果知识可以被AI按照个体情况组织，学习就不再需要所有人同时坐在一间教室内，也不再需要一个人站在前面，把同样的内容讲给所有人听。

Claire对此的判断很直接，“学校里边不需要老师讲课，我非常确定。”这不意味着老师变得不重要，相反，老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成年人为什么值得被一个孩子长期看见？

Claire认为，人的很多成长不是通过接受知识完成的，而是在与人的相互影响中发生的。学生会观察一个老师怎样生活，怎样面对问题，怎样与别人相处；他会因为喜欢一个人，喜欢一门课；也会在一次谈话里，因为一个成年人的提醒，理解自己的处境和经历。这些东西无法被拆成课标，它们发生在共同生活里。

所以，Claire希望学院里的老师首先是“完整的人”。他不只是某个学科的知识提供者，还应该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独立的判断，有自洽的生活。这解释了为什么她并不执着于老师必须来自传统教育系统。

学校设计了“飞行导师”这样的角色：一个数学家、哲学家、艺术家、运动员或者一个在自身领域有心得的人都可能进入学校，与学生共同工作。

知识可以交给AI处理，但知识之外的东西不能简单地被生成。Claire说“所有的学科知识一定不需要人来讲，但学科之美需要人来讲。”知识可以回答“是什么”，效率可以解决“怎样更快”，但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被一门学科吸引，为什么会遇见一个人而改变方向，并不属于知识传递本身。

也因此，AI进入学校之后，需要重新定义的不是“老师还能做什么”，而是学校究竟希望人在其中完成什么。如果AI承担越来越多的知识和效率，那么，人的价值就不能继续建立在“比机器知道得更多”之上。

五、反AI的AI原生学校

AI进入学校之后，需要警惕的，也许不是AI做得不够多，而是它做得过多。教育如果因此变成一套不断追求精准、效率和低摩擦的系统，那么，一个学生还有多少机会偏离预设路径，独立完成判断，遇见不同的人生？

Claire想做的是一所“反AI的AI原生学校”。她不反对AI，相反，她希望AI进入学校，进入知识学习、时间分配和学校组织内部。但也正因如此，她会思考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当AI越来越强，学校应该把什么交给它，又把什么留下来？

她的答案不是一张人与AI的功能清单，而是四个“反”：反单一，反依赖，反替代，反异化。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件事，人始终是教育的主体。

首先是反单一。AI学习系统最“理想”的状态是无限精准地预测一个学生。Claire担心的正是这件事，如果算法了解并掌握了今天的你，它会不会替你决定明天的你？一次与AI学习系统团队交流时，她提出，希望算法至少保留30%的空间，去推送孩子没有表现出偏好的内容。如果算法不断依据数据确认一个人的类型，那么个性化教育最终可能变成另一种单一化，每个人被自身的历史数据固化。

第二是反依赖。Claire希望，学生离开AI之后，依然能在真实世界里完成各种挑战。她提到阅读和写作。写作的价值不只是得到一篇文章，一个人在写作过程中组织语言、整理经验、形成判断，这个过程就是思考的一部分。AI越会做，人越不能把思考一并交出。工具的使用能力和摆脱工具的能力，必须同时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第三是反替代。这里的“替代”不只是AI替代某一项学习任务。Claire想保留下的是人成长过程中那些无法被任务化的部分：价值判断、真实关系，以及一个人对自身经验和世界的意义构建。真实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最后是反异化。Claire担心，当人们强调AI的声浪大到失控，原本该服务于人的技术，反过来规定人应该怎样学习、怎样成长，甚至怎样理解人。一些学校可能从“为了人的成长而使用AI”，变成“因为有了AI，所以必须使用AI”。技术变成了目的，人变成了适应技术的人。

“我们一定不是为了AI而AI。”这句话划定了AI原生学校的起点，它更像是在提醒一所学校：

越是相信技术的能力，越要清楚技术的边界，这也是Claire所说的“反共识但不反常识”。

她不认为自己预测了未来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她说，越是做颠覆式创新，底层越要科学、越要严谨。教育研究院正在组建，尝试半日制学习社区，AI原生的组织方式还在摸索。哪些判断成立，哪些只是想象，要交给时间。

六、人的时间属于谁？

“目标决定时间资源的分配。”放在学校里，这是课表的问题。放到一个人的一生中，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一个人应该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

年龄不仅意味着生理成长，也成为一种社会秩序。一个人什么时候应该学习，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退休，现代社会给人安排了一条时间线。社会学家科利把它称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共同固定了每一个阶段。

学校位于时间线的最前端。20世纪，这种“准备”有了经济学解释。1960年代，加里·贝克尔系统讨论“人力资本”：“教育和培训被视为一种投资，今天投入时间和成本，在未来获得更高经济回报。”于是，今天学习，为了明天。

多刷一道题、多上一门课、多获得一个证书，都被解释成对未来的投入，时间因此有了收益率。

AI改变的正是这条时间链。2026年9月发表在《Synthese》上的一篇论文，把这个问题推进到了“时间性”本身。Marilyn Stendera从现象学的角度讨论AI与人的知识活动，认为人的判断、行动以及与知识发生关系的过程，本身都发生在时间之中。AI介入之后，变化的不只是任务完成速度更快，还可能是人如何经历、组织和使用自己的时间。她把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概括为“时间委托”“停滞”和“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