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南京军事学院筹备处内，刘伯承面对一批将领提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想法：请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甚至是功德林里的战犯，到学校讲课。消息传开后，许多学员想不通。败军之将，怎么能站上人民军队的讲台？
这所学校于1951年1月15日在南京成立，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所正规军事高等学校。刘伯承出任院长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军队现代化建设显得格外紧迫。部队里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不少，可真正系统学习过现代军事理论，又有教学能力的干部，数量远远不够。
建校之初，校舍、教材、教员都缺。刘伯承没有一味追求大规模建设，而是主张利用旧有设施，把有限力量集中到教学上。南京原有的军政教育条件，被重新整合起来，学校才得以较快运转。
教员从哪里来？这是摆在刘伯承面前的难题。
从部队抽调干部，可以解决一部分课程，但不少指挥员身负作战和训练任务，无法长期离开岗位。地方院校的教师能够补充文化课程，却未必熟悉军队实际。于是，刘伯承提出了更大胆的办法：从旧军队人员中选用合适者，经过教育改造后，让他们为新军队服务。
这并不是简单使用旧人，而是把他们的专业经历同人民军队的需要结合起来。刘伯承很清楚，战争胜负不等于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没有价值。尤其在军事制度、参谋工作、联合作战和国外军队建设方面，国民党军中有些高级将领受过较完整的训练，接触过当时较先进的军事体系。
但学员们的疑虑也有现实依据。三大战役中，许多解放军指挥员曾与这些国民党将领交手，有人还亲自参与过俘虏他们的战斗。如今双方身份倒转，昔日的对手成了课堂上的老师，心理上的坎并不容易迈过去。
刘伯承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专门同学员座谈。他讲得很直接：“打败仗，不等于什么都不懂；打胜仗，也不等于样样都强。”这句话并非替旧军队辩护，而是提醒学员，军事学习不能只看身份和输赢。
在刘伯承看来，解放军长于实战，政治工作和群众动员经验丰富，但在现代参谋制度、军兵种协同以及正规化训练方面，仍需要吸收有益经验。对手研究过解放军，往往能够指出一些自己人不易察觉的问题。这种“从对面看过来”的角度，正是课堂上难得的材料。
廖耀湘之所以被选中，与他的经历有关。他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在国民党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也经历过辽沈战役。其军事生涯既接触过日军，也接触过美式训练体系，还曾直接同解放军作战。
接到前往南京的通知时，廖耀湘起初并不相信。他曾是败军将领，又处于改造之中，怎么会被请去讲课？负责人员告诉他，刘伯承确实要见他，他才带着疑惑动身。
见面后，刘伯承没有摆出审问者的姿态，而是说明了学校的需要。廖耀湘试探着问：“刘校长，学员们会愿意听我讲吗？”刘伯承回答：“只要讲的是事实，只要对部队建设有用，就应该讲。”
随后，刘伯承点明了三个方面：远征军在缅甸如何同日军作战，辽沈战役中的实际见闻，以及军队如何推进现代化建设。廖耀湘听完后，明白这不是一次羞辱性的安排，而是一次对专业知识的调用。
他仍然担心课堂效果。毕竟台下不少人曾在战场上击败过他的部队，甚至亲手俘虏过他的部下。可真正登上讲台后，学员们发现，廖耀湘讲的并不是为失败辩解，而是分析战场部署、后勤保障、指挥协同和决策失误。
有意思的是，越是具体的战例，越能打消隔阂。学员提出问题，他便结合自身经历回答；涉及辽沈战役时，他也谈到判断失误和指挥上的被动。课堂不再是身份较量，而变成了对战争规律的讨论。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让失败者获得某种特殊地位，而在于新中国的军事教育开始摆脱单一经验。能打仗的人要总结，懂理论的人要联系实际，曾经的对手也可以成为研究对象。刘伯承敢于把问题摆到课堂上，正说明他看重的是军队建设的实际效果。
廖耀湘后来积极接受思想和劳动改造，1961年获得特赦。那段走进南京军事学院讲台的经历，则成为他人生中一次特殊转折：从被研究、被改造的旧军官，转为能够提供军事知识的讲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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