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南部，巴勒斯坦武装袭击以色列后，双方冲突迅速升级。那一天，历史遗留的土地争端、民族记忆与现实仇恨，再次被推到世人面前。
有人据此断言，犹太人“天生不受欢迎”；也有人把一切责任归结于某种宗教信仰。这样的解释听起来痛快，却经不起历史推敲。一个民族长期遭遇排斥，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更不能把国家政策、政治组织与普通民众混为一谈。
犹太人的历史确实充满流离。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大批居民被掳往巴比伦。此后，他们又经历波斯、希腊化王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132年至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犹太人在当地的政治存在进一步削弱。
但“从此彻底消失”并不准确。犹太社群始终分布在巴勒斯坦、北非、欧洲和西亚等地，保留着宗教传统、语言记忆与共同习俗。正是这种跨地域的延续，使他们既没有完全融入周围社会，也没有丧失族群认同。
问题也由此产生。在中世纪欧洲，宗教信仰决定社会秩序，犹太人与基督教社会之间存在明显隔阂。许多地方限制犹太人拥有土地、进入行会，部分职业被迫集中到贸易、金融等领域。由于基督教教规曾限制信徒收取利息，放贷活动便在一些地区落到犹太人手中。
这并不等于所有犹太人都靠高利贷生活，更不能把少数金融者的行为套在整个民族身上。可是，债务纠纷、税收压力和社会不平等，常常被统治者引向犹太社群。发生灾荒、战争或瘟疫时，他们又容易成为替罪羊，驱逐、没收财产和暴力事件反复出现。
有意思的是，偏见一边把犹太人说成“拒绝融入”，一边又不断剥夺他们融入的机会。身份隔离与社会排斥相互强化，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外部敌意和内部自守的循环。
黑格尔对犹太教的批评，主要见于青年时期关于宗教的著作。他认为其中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绝对关系，可能压缩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精神。这是哲学层面的思想批判，不是对所有犹太人的历史判决。把复杂的哲学论述压缩成“犹太信仰与世界对立”，既失真，也容易滑向民族成见。
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现代反犹主义传播开来。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者因此提出建立民族国家，锡安主义逐渐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犹太移民增加，阿拉伯居民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土地、政治权利和安全矛盾日益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系统性迫害和屠杀，约六百万犹太人遇难。这场灾难加深了犹太人建立安全家园的愿望，也改变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然而，欧洲造成的罪责，不能简单转由当地阿拉伯居民承担。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建议建立阿拉伯国、犹太国，并对耶路撒冷实行特殊安排。阿拉伯方面认为方案损害了多数居民的政治权利，犹太方面则将其视为建国的重要基础。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随后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大量巴勒斯坦人逃离或被迫离开家园，这段经历在巴勒斯坦历史中被称为“灾难”。
此后，战争、占领、定居点、安全袭击和报复行动层层叠加。以色列承受过针对平民的袭击，巴勒斯坦民众也长期承受封锁、流离与军事冲突。把某一方整体描述成“天生残暴”，都无法解释现实，更不能替代对具体责任的追究。
“为何全世界都容不下犹太人”这个问题，本身就带着危险的预设。历史所显示的，不是某个民族注定与世界对立，而是宗教差异、政治排斥、经济矛盾、民族主义和大国决策共同制造了长期悲剧。黑格尔的论述可以被研究，却不能被当作仇恨的证词；纳粹屠杀需要被记住，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平民的苦难也同样不能被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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