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上海大陆新村，鲁迅病逝。此时，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正领导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两个人同处一个时代，彼此早有耳闻，也曾通过书信、友人和文字相互了解，却终究没有面对面坐下来谈过一次。
这段“知其人而未谋面”的历史，起点可以追溯到1918年的北京。
那一年，毛泽东来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鲁迅则因《狂人日记》等作品受到关注，成为思想界和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作家。
毛泽东后来回忆，在北京期间，许多文化界人士都曾见过，唯独没有见到鲁迅。这并非两人有意回避，而是生活轨迹没有交会。鲁迅当时要处理教育部事务，还要写作、编刊物、整理古籍，住处虽在北京，却不是一个容易拜访的公共场所。
有意思的是，鲁迅并不是对毛泽东毫无了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茅盾在广州工作时与毛泽东有过接触。鲁迅从茅盾那里听说，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斋里的议论，常常深入乡村，观察农民处境，分析地方社会。鲁迅对此十分留意，曾询问毛泽东的年龄、经历以及实际工作情况。
在鲁迅看来，能够真正走进乡村、接触普通民众的人，才有可能摸到中国社会的脉搏。这种关注，不是一般文人之间的寒暄，而是对思想能否落地的一种判断。
1931年，上海，鲁迅从报刊和友人转述中得知中央苏区的消息。茅盾、冯雪峰等人来访时，他谈到毛泽东和朱德，尤其关心毛泽东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
茅盾曾在广州与毛泽东共事，对其组织能力、分析能力和工作作风有较深印象。鲁迅问起两人相比如何，茅盾没有把话说得玄妙，只是认为，自己主要靠文字工作，而毛泽东既能研究问题，又能组织群众、带领队伍解决问题，两者所处的位置不同。
这番谈话后来被多次转述。细节是否完全一致，已难逐一核实，但鲁迅对毛泽东的关注确实不断加深。对于报刊上有关苏区的消息，他会认真辨析；对于一些污蔑性说法，也常以文字予以驳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消息传到上海后，鲁迅十分振奋。经由茅盾等人的协助，他向陕北方面转达了祝贺和支持。那封信中有一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大意是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和革命者身上。
毛泽东收到有关消息后，对鲁迅的病情和处境十分关心。冯雪峰往来于陕北与上海之间时，也曾向双方传递情况。鲁迅会询问红军的行军、根据地建设和毛泽东的近况；毛泽东则常问起鲁迅的身体和写作。
遗憾的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去世，终年55岁。毛泽东没有等来与他相见的机会。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纪念文章和讲话中，高度评价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作用，称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坚决反对黑暗势力的战士。
此后多年，毛泽东一直重视鲁迅著作。鲁迅作品的批判精神、现实关怀以及对旧思想的剖析，常被毛泽东用于谈论文学、思想和社会问题。两人没有见面，却在文字和时代任务上形成了一种特殊联系。
转折发生在1975年。
当时，鲁迅之子周海婴担心父亲的手稿、文稿和有关资料分散保管，部分重要遗存缺乏统一保护。《鲁迅全集》的整理、修订和再版，也存在需要推动解决的问题。周海婴经过考虑，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三件事：推动《鲁迅全集》重新整理出版；将鲁迅手稿等重要资料集中、妥善保管；加强鲁迅博物馆及相关文物工作的管理。
信送到毛泽东身边时，他已年高，视力也受到影响。工作人员把信的内容读给他听。当读到周海婴说，鲁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惦念毛泽东、遗憾没有见面时，毛泽东沉默片刻，说了一句：“我也想念他啊。”
这句话并不长，却道出了两人之间几十年的交往方式：没有会面，没有握手，只有书信、著作和旁人的转述。毛泽东随后对周海婴的意见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研究办理。
在这一推动下，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手稿保护以及相关机构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周海婴提出的请求，实际上也是替父亲守护一批重要的文化遗产。
鲁迅与毛泽东，一位以笔作刀，长期批判旧社会的精神痼疾；一位从社会实践出发，试图寻找改变中国道路的政治家。两人没有相逢，却在那个剧烈变动的年代，通过文字和信念彼此照见。直到多年以后，周海婴的一封信，才让这段未曾谋面的联系再次被人清晰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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