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侦查员温振海接到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查清旧鼓楼大街一座四合院里的住户，确认他是否就是当年参与逮捕李大钊的吴郁文。
这份材料来得突然，却并非毫无线索。李大钊遇害后，相关人员曾获得奉系当局授予的“贰等文虎勋章”。多年过去，档案重新整理，其中一份名单引起了侦查人员注意，吴郁文的名字赫然在列。
1927年4月6日，北京东交民巷附近，奉系军警突然包围苏联使馆旧址附近的住宅。李大钊正在屋内，枪声和脚步声接连传来，他与家人以及其他人员很快被控制。
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奉系当局以所谓“通俄”罪名处决。行刑前，他神色镇定，还叮嘱身边的人不要因一时成败而动摇。那场屠杀震动全国，也使参与行动的军警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罪责。
吴郁文当时担任京师警察总监署侦缉处长，受过日本警务方面的训练，长期从事侦缉工作。按照后来掌握的案卷材料，他在抓捕行动中承担了重要指挥责任，是追查这宗旧案时必须查明的关键人物。
北平和平解放后，吴郁文没有公开露面。他改换姓名，藏入普通居民之中，后来以“吴博斋”等名字在鼓楼一带生活。二十多年里，他几乎不与外界往来，身份也没有引起邻里的警觉。
有意思的是，警方虽然掌握了大致住址，却不能贸然闯入。那是一处多户杂居的四合院，住户彼此熟悉。抓错一个人，既会惊动目标，也可能让真正的嫌疑人毁掉证据。
狄飞把任务交给侦查员温振海时，特意要求他单线汇报。温振海没有带大队人马，而是骑着自行车前往鼓楼，先以寻找“于永奎”为名，向院中住户旁敲侧击。
“这院里有个叫于永奎的吗？”
对方摇头，说没听过这个名字。温振海没有继续追问，装作找错地方，随后进入院内观察。正房坐北朝南，位置最好，门也没有锁。他判断，如果吴郁文早年便住在这里，最可能占据这间屋子。
屋里光线昏暗，空气中有一股久未通风的霉味。床上躺着一个瘦弱老人，双腿行动不便，胡须杂乱，衣物也显得十分陈旧。温振海询问于永奎的下落，老人立即回答：“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这句回答看似普通，却让温振海提高了警惕。一个从未听说过的人，为什么会让老人如此急于撇清？交谈间，他还发现床边放着一个深色木盒。屋内杂物蒙尘，木盒却擦得干净，显然被主人格外看重。
温振海刚靠近，老人便迅速用衣物遮住盒子。这个动作很快，也很有目的性。温振海没有当场逼问，只与老人闲聊几句，随后离开四合院，转而向附近居民打听情况。
街坊称，北屋老人姓吴，名叫吴博斋，平日里都叫他“老吴头”。有人还记得，他解放前曾在张作霖手下任职，穿着讲究，出门前呼后拥。北平解放后，他的腿脚越来越差，便长期卧床，很少再走出院门。
姓名只有一字之差，身份经历却逐渐对上。温振海回到公安局后，将情况报告给狄飞。与此同时，其他侦查员也从旧档案中查到，“贰等文虎勋章”的授予名单里，确有吴郁文的名字。
那只木盒中的物件，也由此有了合理解释。它很可能保存着旧日任职或受勋的凭证。温振海看到的“贰等”二字，并不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而是连接现实名字与历史身份的重要证据。
案情上报后，有人认为吴郁文已经瘫痪，年老病重，未必还能活多久，是否值得调动力量抓捕，曾出现过不同意见。彭真对此态度明确：“就剩一口气，也要抓。”
1951年6月20日，公安人员来到旧鼓楼大街四号。吴郁文仍躺在北屋床上。面对询问，他承认自己就是吴郁文，只是辩称双腿已经不能行走。
“你被捕了。”
他没有再争辩，只说早料到会有这一天。执行人员随即将他连同床褥一起抬出屋外，送往公安机关。审讯中，吴郁文交代了自己在1927年抓捕李大钊行动中的角色及相关经过。
法院依据查明的犯罪事实判处其死刑。鉴于他病情严重，未立即执行，而是继续给予治疗。1953年，吴郁文病死于羁押期间。与他共同参与那场行动的其他主要人员，也在此后陆续被捕并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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