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浙江绍兴大禹陵附近，17岁的王戍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那时的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正在浙江开展抗日工作；王戍还是一名学生，却已经有了上前线打日本侵略者的念头。
这次相逢并非专程安排。周恩来回到绍兴，一面祭祖，一面与当地有关方面联系，布置抗日任务。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按亲属辈分，王戍要称他一声“表伯”。
少年仰慕名人，往往先从一句话、一个细节开始。游览大禹陵时，王戍谈起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周恩来没有只停留在传说层面，而是补充讲到大禹发展农业、铸造九鼎，以及“九州”一词背后的历史含义。
王戍听得认真，便追问九鼎究竟是什么。周恩来解释，鼎原本是古代烹煮食物的器具，九鼎后来被赋予象征九州的意义。王戍年纪虽小，反应却很快。看到大禹像旁画着九把斧头，他试着问道：“表伯，这九把斧头，会不会也有九州的意思？”
这个回答让在场的人都很意外。周恩来肯定了他的猜想，还笑着说：“懂得多问，多想，学问才会长进。”一番交谈下来，周恩来发现，这个少年不仅热情，还敢于动脑，便对他多了几分亲近。
游历结束后，周恩来为王戍题写了一句话：“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这并不是泛泛的勉励，而是带有鲜明抗战背景的寄语。王戍受到触动，回家后把父亲王贶甫拉到屋外，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想跟随周恩来到前线。
王贶甫支持儿子的志向，便将想法转告周恩来。周恩来没有打击孩子的热情，却认为王戍尚未成年，知识和生活能力都需要继续积累。他劝道：“先把书读好，今后的路还长。”王戍听后有些失落，周恩来便提出收他为义子。
认亲仪式很简单。王戍向周恩来行了三个鞠躬礼，喊了一声“干爹”，周恩来答应下来。随后，他又在纸上写下“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周恩来”，其中“慕向”正是王戍的字。
第二天，周恩来便离开绍兴前往金华。临行前，他送给王戍十块银元，叮嘱他学会独立生活，也可以写信联系。1939年4月5日，周恩来又寄去一张身穿军装的照片，并在照片背面称他为“义儿”。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两人唯一一次见面。
王戍没有辜负这位义父的期望。1945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毕业后，参加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后来到福州市工作，又进入福建高级工业学校任职，把大半生精力放在教育岗位上。
他曾多次写信向周恩来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却始终没有得到回信。年轻时的王戍难免疑惑，甚至一度想不通。后来父亲王贶甫告诉他，周恩来并非忘记这段关系，而是有意保持距离。
周恩来曾告诫亲属，不要在外面炫耀与自己的关系，更不能借此谋取便利。王戍已经参加工作，如果义父频繁回信，反而可能使这层关系公开，给他的生活和事业带来不必要的影响。沉默，正是周恩来保护这个义子的方式。
这段关系长期没有公开。直到1978年，绍兴方面的工作人员找到在福建工作的王戍，他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才逐渐为外界所知。此时，距离绍兴相逢已经过去近四十年，少年早已成为白发老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留下成年的子女，这与他们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又经历多次人生变故有关。邓颖超早年曾有过两次生育经历，一次因当时的选择中止，另一次孩子出生后夭折，随后身体状况也使她失去了再次生育的可能。
因此，周恩来对王戍的关心，并不是把义子当作血缘后代来安排人生，而是在短暂相处后，给一个热血少年留下方向。那张军装照片、几句劝学的话，以及多年不曾公开的身份，构成了这段特殊亲情最清晰的部分。
晚年，王戍曾写信回忆周恩来，称表伯的音容笑貌和教诲一直留在记忆中。两人相见只有一天，真正相处的时间更短，可那次绍兴之行，却改变了王戍此后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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