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丈夫任弼时，嫂子赵一曼，共生9子女，守寡53年，高寿101岁|地下工作者|长征

提起革命年代的闪光女性，大家多半先想起赵一曼、江姐这些留名青史的英雄，却很少留意到那些藏在革命家庭背后，默默扛下一切的女性。今天要讲的这位老太太，身份说出来很多人都会惊讶，她的丈夫是革命家任弼时，嫂子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她一辈子生了9个孩子，丈夫46岁早逝后她守寡53年，最后高寿101岁，一生全是故事。

她和任弼时是老家长辈早早定好的娃娃亲，并不是自由恋爱起步。她小时候母亲早逝，一直寄居在亲戚家，从小就和任弼时相熟。十三岁就开始做针线织袜子，把赚来的钱全都贴补任弼时读书，那已经是一个农村女孩能拿出来的全部支持了。

任弼时后来走出乡村接触新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她没受过系统教育，却慢慢读懂了丈夫选择的路不普通。1924年任弼时从苏联回国，在上海做地下革命工作，风险时时刻刻都在。1926年两个人正式结婚，原本带着家族色彩的婚约，变成了两个人共担风雨的纽带。

1928年之后革命形势突然收紧，任弼时在安徽活动的时候被捕，很快被押去了安庆。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只要身份暴露，不光任弼时没命，整个地下组织的同志都会受牵连。她没坐在家里哭，反倒想办法到处打听消息，托关系找律师，还换了身份打掩护，一步步推进营救。

换做一般的普通女性，碰到这种掉脑袋的事早就慌了神，她却稳稳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营救地下工作者可不是去衙门伸冤那么简单，确认身份、联系组织、打探敌方态度，每一步错了都可能把自己搭进去。她没有什么大官身份，却把交通联络掩护这些杂事危险事都做了，任弼时最后能平安归队，她的功劳抹不掉。

后来她跟着任弼时进到中央苏区，之后又跟着大部队开始长征。对普通战士来说，长途行军都已经熬得不行，她拖家带口带着孩子，难处比别人多好几倍。她和任弼时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因为颠沛流离，四个夭折一个失踪，最后能平安长大的没几个，这份伤痛没人能替她扛。

长征路上队伍说走就走不能停，孩子哭闹着要休息，她咬咬牙抱着孩子跟上大部队。任弼时要操心全军的大事，她就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全都扛下来，没有一句怨言。很多人说长征里的妇女儿童只是附属，其实她们也是亲身承受了所有考验，从来不是革命的旁观者。

抗战时期她一直跟着队伍，任弼时工作越来越重，身体也慢慢垮了，她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当当，还帮着做不少保密交通的工作。很多人不知道她和赵一曼的关系，她的亲哥哥陈达邦，妻子就是赵一曼。那时候一家子好几口人分散在不同战线，连生死消息都传不回来，这种煎熬不是一般人能忍的。

赵一曼去东北打游击牺牲成了民族英雄，她在后方守着家庭帮着保障革命，两个人只是任务不一样，都为这个国家拼尽了力气。她们都处在革命和家庭的交叉点，都是那个年代女性参与历史的样子，没有谁轻谁重。

新中国成立之后，任弼时还在拼命工作，多年积下的病根早就拖垮了他的身体，去苏联治病也没能逆转病情。1950年任弼时在北京去世，才只有46岁，当时陈琮英才48岁，一大家子孩子还没完全长大。她从此没有再改嫁，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一撑就是53年。

她一辈子都保持着俭朴的习惯，从来没靠着任弼时的声望提过任何特殊要求，柴米油盐都精打细算，旧东西能用就绝不换新的。她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简单，不许把父辈的身份当成自己的资本，本本分分做事，守住纪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

后来孩子们长大成人，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都靠着自己的能力打拼，没有给家里丢脸。2003年陈琮英在北京去世，正好很多人提起她，只会给她贴上“任弼时妻子”“赵一曼嫂子”的标签，很少有人记得她自己这一生做过的事。革命从来不是只靠站在台前的英雄就能成功，那些细碎的、危险的、不起眼的工作，总得有人去做，那些留在后方撑着家的人，同样不该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