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二十三岁的谢芳第一次面对银幕上的强光。她没有拍摄经验，甚至不知道镜头推近时该怎样控制表情，却被导演崔嵬选中，出演《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真正让谢芳走进电影的，并不是一张漂亮的脸，而是她身上那种经过战乱磨砺的沉静气质。林道静从迷惘走向觉醒，需要柔弱，也需要刚硬；需要书卷气，更要有对民族命运的敏感。谢芳恰好拥有这些复杂的底色。
谢芳原名谢怀复，193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滠口，祖籍湖南。她的父亲在基督教神学院任教，母亲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家中共有九个孩子，她排行第九。这样的家庭，重视文学、音乐和修养，却没有把孩子隔绝在现实之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谢芳只有两岁。全家辗转上海、南京、广州，后来回到武汉。逃难途中，她还不能理解炮火意味着什么，却在父母惶恐的神情和不断迁徙的脚步里，早早感受到了家园不安、民族受辱的分量。
她的学校生活因此断断续续。母亲成了她最早的老师，教她读文学作品，也教她弹琴、唱歌。战乱中的家庭教育没有形成完整的课程，却培养了她对文字、旋律和人物情感的感受力。这种积累，后来都转化成了表演中的分寸。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文工团住进她家附近。谢芳常在家中唱歌弹琴，团里的同志听到后，请她参加演出。那时她十六岁，原本是歌唱演员，真正接触戏剧，则是在1952年参加土改工作队之后。
下乡演出，常常没有像样的舞台，化妆条件也十分简陋。谢芳在话剧《白毛女》中饰演喜儿，面对的是刚刚从贫困和压迫中走出来的乡亲。她不再只凭想象表演，而是亲眼看见农民的生活，听见他们的诉说。这样的经历，使她对人物的苦难有了具体认识。
有一次演出前，条件简陋得几乎无法化妆，身边的人劝她：“就按平时的样子上吧。”谢芳没有多说，只把衣服整理好，走到台前。舞台可以简陋，人物的情感不能虚假。这种朴素的表演观，伴随了她很长时间。
在文工团，她接触了话剧、歌剧、豫剧、昆曲和花鼓戏，演过刘三姐、花木兰，也演过《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不同剧种训练了她的声音、身段和节奏，也让她懂得，演员不能只靠外形，必须不断改变自己。
崔嵬是她艺术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这个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老艺术家，既懂戏，也懂人。他看重谢芳身上的清秀，更看重她经历过苦难之后形成的内在力量。1959年筹拍《青春之歌》时，他把谢芳推荐到北京试镜。
面对这样重要的角色，谢芳难免紧张。崔嵬没有一味安慰，而是反复要求她理解林道静的处境：她为什么依附余永泽，又为什么对那种冷漠自私的生活感到窒息；她如何接近卢嘉川，又怎样在民族危亡面前完成思想转变。
影片上映后，林道静成为许多观众熟悉的银幕形象。谢芳没有把她演成一位从头到尾都坚定无疑的人，而是保留了人物早期的犹豫、软弱与自我挣扎。正因为有这些曲折，林道静后来作出的选择才显得可信。
《青春之歌》的影响，使谢芳迅速成名。可是，成名并没有让她停留在林道静身上。1962年，她在《早春二月》中饰演陶岚。这个人物出身优越，性格泼辣，敢于表达情感，与林道静的含蓄克制相距甚远。谢芳必须改变声调、步态和表情，不能重复旧有的表演方式。
到了《舞台姐妹》，她又饰演春花。这个从苦难中走进戏班的女子，在复杂的行业环境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立场。谢芳把春花的坚韧演得并不张扬，许多时候只是一个停顿、一次回望，人物的处境便显现出来。影片由谢晋执导，后来曾在多个国际电影节展映。
这三部作品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崔嵬、谢铁骊、谢晋等导演的创作能力，但机遇并不会自动变成成果。谢芳有声乐基础，也有长期舞台训练，更重要的是，她愿意根据人物重新调整自己，而不是依靠成名角色留下的光环。
1966年至1976年间，谢芳的艺术创作被迫中断。她的恩师崔嵬也遭受冲击，这段经历给她留下深重伤痛。1979年，她出演《泪痕》，饰演丈夫被迫害后装疯自保的孔妮娜。这个角色没有昔日女主角的明朗气质，只有压抑、恐惧和突然爆发的悲痛。
1980年，谢芳在《第二次握手》中饰演丁洁琼，又一次面对复杂而克制的人物。后来拍摄李清照题材作品，她埋头查阅资料，反复揣摩词句与人物性格。她所追求的，从来不是把角色演得漂亮，而是让人物有思想、有命运，也有无法轻易说尽的矛盾。
谢芳还写过大量文章，谈演员如何从人的性格深处寻找表演依据。在她看来，演员面对的不是几个台词和动作，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林道静、陶岚、春花和孔妮娜，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出来的不同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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