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听取美国总统尼克松答谢宴会上的致辞。翻译章含之把“1.7万英里”误译成“1700英里”，现场多数人没有察觉，周恩来却抬起头提醒：“含之，太近了点儿吧。”一句话，既纠正了数字，也让人看见他对外交语言的敏锐判断。
周恩来究竟掌握几门外语？严格说，他并不是按照语言专业训练出来的职业译员，也不能简单地把他列为几种语言的同等熟练使用者。他青年时期在日本、法国生活和学习，后来又长期接触俄语环境，能够使用或阅读日语、法语、英语、俄语等语言。其中，法语和英语的听说能力较为突出，日常工作中还常借助长期阅读和外交实践不断加深理解。
1917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留学经历使他接触到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思想潮流和语言环境。语言对他而言，从来不只是交谈工具，更是观察政治、了解社会的一扇窗口。后来他坚持阅读外文报刊，也正是为了避免只听单方面的转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队伍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难题：国家需要同越来越多的外国打交道，而合格翻译远远不够。1949年至1958年，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外交事务繁重，却仍反复过问外语人才培养。他明确提出，外交部要把干部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并将学习情况纳入干部考核。
1954年日内瓦会议、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同许多亚洲、非洲国家建立联系，外交语种迅速扩大。周恩来推动北京外国语学院扩大招生，增设西班牙语等专业；1955年，外交学院成立，外事干部和翻译人才有了更专门的培养渠道。
1957年，周恩来要求外交部门配齐主要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翻译。随后制定的培养规划，涉及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目标是培养能够承担重要外交任务的高级翻译。后来形成的计划，曾提出培养35个语种的452名高级翻译，这不是普通的语言培训，而是为国家外交布局储备力量。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并未把翻译当作简单的“传声筒”。他提出，译员必须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翻译人员要参加文件起草、形势讨论和政策研究，只有了解谈判背景，才能准确把握一句话背后的政治分量。
他常说，翻译要练好三项基本功：政治政策、语言业务和文化知识。语音、语法、词汇固然重要，听、说、读、写、译也要天天练；国际关系、法律、历史、地理乃至自然科学，同样不能荒废。一次，他考问译员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对方答不完整，周恩来便指出，报纸要看，地图要记，翻译不能只熟悉词典。
外交语言最难之处，往往不在长句，而在分寸。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特使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审阅欢迎词英文译稿时，发现“美国客人”被译成了“美国朋友”，立即要求改回原意。他解释说，中美刚刚开始接触，对方是客人，还不能称为朋友。称谓看似细小，实际包含着外交政策的尺度。
在口译场合，周恩来还会主动照顾译员的工作节奏。他讲话条理清楚，却有意把较长内容分段表达，给译员留下转换时间。遇到成语或特殊政治术语，他会提前说明背景。1964年谈到苏联领导层时，他准备使用“换汤不换药”，便先向译员解释中医药中“汤”和“药”的含义，避免直译后让外国听众不知所云。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受到冲击，许多学生、留学生被迫中断学习。周恩来仍设法保住这支队伍。1969年，他要求登记各部门外语和翻译干部，避免人员失散；对下放人员，他提出每天至少安排一定时间学习。1970年11月，他连续就外语教学、师资进修和教材改革听取意见，强调北京外国语学院应恢复招生。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次年尼克松访华，外交任务陡然增加。周恩来批准从外语院校毕业生和留学生中选调人员进入外交部门，并核准北京外国语学院招收新生。外语干部的补充，开始从临时应急转向制度化建设。
他对翻译人员的体谅，也常落在极细小的地方。一次宴会中，译员连续工作，始终没有动筷子，周恩来发现后让服务人员准备点心，因为译员随后还要继续承担口译任务。出访一些国家时，他看到当地把译员安排在领导人身后，既无座位也无饮水，便要求交涉，后来又明确把翻译列入代表团正式成员。
周恩来对语言人才的使用，既严格又有信任。1963年至1964年访问亚非十四国后，他特别肯定齐宗华、冀朝铸、范承祚等人的工作，直言没有他们，访问会困难得多。对他而言，译员不是站在会谈边缘的人，而是外交决策能够准确传递、重要信息能够完整保存的一环。凌晨审定外交文件、逐字推敲政治用语，也因此成为外事工作中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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