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4日，贵州遵义与乌江之间的刀靶水，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乘车返回贵阳。车队刚进入山路，两侧突然响起枪声，子弹打在车身和路旁岩石上。随行人员这才明白，原本以为平静的贵州，早已暗藏着一场危险。
杨勇没有慌乱，立即组织人员还击，并设法脱离伏击圈。幸运的是，他临时提前出发，使伏击者尚未完全集结；附近遵义军分区部队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也在关键时刻形成了支援。
后来查明，这股土匪早已掌握杨勇车队的行进路线，准备从几处同时下手。若不是出发时间临时改变，加上援兵及时赶到，后果很难设想。兵团政治处干事郭兆杰回忆，大家此前还在谈论，用野战军剿几个土匪，似乎有些“杀鸡用牛刀”，没想到话音未落便遭到袭击。
这件事并非偶然。1949年1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贵阳，贵州全境大部地区迅速易手。杨勇任贵州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军政工作随即铺开。可是，城市接管看似顺利，基层力量却远远不够。
当时全省接管干部只有七千余人，贵州却有七十九个县市。贵阳作为省会，地方干部更是十分有限。偏远山区无法及时派出足够力量，许多旧有地方武装便暂时被利用或收编。这种安排缓解了燃眉之急，却也留下了隐患。
贵州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历史上匪患就较为严重。国民党统治末期，一些地方武装被收编为保安力量，部分人员后来又转入山林；还有一些特务以联络、指挥和提供武器为手段，试图借助地方匪势破坏新生政权。
毛泽东对此早有判断。1949年2月，他就指出，南方解放后，清剿土匪是乡村工作的要务之一。1950年3月，中央军委再次强调，剿匪关系地方政权能否建立，也关系社会秩序和生产能否恢复。
刘伯承对贵州的情况同样十分警惕。1950年1月，尹先炳调任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刘伯承当面提醒他：“剿匪和打仗一样，要集中兵力。”这句话说得很重，也说明中央并没有把贵州的武装问题看成普通治安事件。
遗憾的是，解放初期贵州城镇表面安静，零星匪情又常被迅速压下，部分干部因此产生了轻敌情绪。杨勇后来承认，自己当时曾估计，贵州有一个兵团和数个师，对付地方土匪不成问题。刀靶水遇袭，恰恰击中了这种判断上的漏洞。
杨勇将遇袭经过上报后，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你的警惕性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对一次险情的简单责备，而是提醒贵州军政机关，军事胜利并不等于地方秩序已经稳固，敌我斗争也不会因为大城市解放便自行结束。
随后，贵州调整剿匪部署，成立由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剿匪机构，实行军政一体化指挥。部队不再分散追逐小股匪徒，而是重点控制交通线、县城和重要据点，再以机动力量集中清剿，逐步压缩山地匪患的活动范围。
1950年3月5日，第五兵团十六军两名供给部门干部前往军区领取经费，返程至贵阳三桥以北李家坟附近时遭到袭击，壮烈牺牲。类似事件不断发生，说明匪患已经从零星骚扰发展为有组织的武装破坏。
3月23日，贵阳公安机关侦破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钱济渊等二百四十九人，切断了城内匪特与山中武装的联系。军事清剿与政治侦察同时展开，贵州剿匪由被动应付转入有计划的全面行动。
据潘焱回忆，从1950年1月至1951年8月，贵州部队进行大小战斗四千二百余次，歼灭大批土匪，缴获火炮、机枪和长短枪等武器。到1951年，贵州主要匪患基本平定，交通逐步恢复，地方政权也获得了较为稳固的工作条件。刀靶水的枪声，成为这场转折中极具警示意义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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