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上海，34岁的王映霞再次走进婚姻。站在她身边的，不是文坛名士，也不是手握权柄的人物，而是外交家王正廷的门生钟贤道。此前那段轰动舆论的婚姻，已经让她尝尽争吵、猜疑和报纸上的相互攻讦。
这次婚礼办得很体面。上海、杭州两地报纸刊登了醒目的结婚启事，宾客往来，场面颇为隆重。有人认为她仍在追逐排场，也有人看出，她是在用一种正式而公开的方式，重新确认自己的生活。
王映霞早年并非出身富贵之家。家道中落后，父母仍设法送她读书。1923年，她进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凭借容貌、才学和交际能力，很快成为杭州社交圈中颇受关注的女子。后来人们称她为杭州“四大美人”之一，追求者自然不少。
真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是郁达夫。那时的郁达夫已经成家，有妻子孙荃，还有孩子。孙荃操持家务，生活并不宽裕。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她曾带着孩子回到老家，靠节省开支维持日子。
郁达夫却在这段婚姻之外，把情感投入到王映霞身上。他有才华，文章也有名气，对文学怀有强烈的个人气质。王映霞早就读过他的作品，对这位作家抱有欣赏。她知道对方已有家庭，也知道自己另有婚约，但感情一旦卷入其中，理智便不再容易占上风。
1928年1月，两人在杭州订婚。此时的王映霞还很年轻，郁达夫则已在文坛成名。婚后，生活却没有按照文学作品里的方式展开。酗酒、任性、情绪失控，以及频繁发生的争执，让王映霞逐渐意识到，才华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体贴，名声也不能替代责任。
有一次，郁达夫因饮酒与妻子冲突，随后离家。王映霞极重体面，对这种反复出现的状况难以忍受。她开始频繁出入社交场合，用更加张扬的装扮回应婚姻中的压抑。这并非简单的寻欢作乐，而是一个年轻女子在失望之后采取的反抗方式，只是这种反抗很快又引发新的风波。
许绍棣就是在此时进入这段关系的。两人早年相识于日本，许绍棣与郁达夫有旧交，也经常出入郁家。据当时流传的说法，他对王映霞产生好感，并展开追求。消息传开后，郁达夫曾催促妻子前往福州同住，王映霞去了，却在几个月后返回杭州。
婚姻裂缝由此越来越大。后来，他们避居丽水，王映霞又与戴笠住处相近。关于两人关系的传闻，在当时流传甚广。郁达夫据称截获过几封书信，并将其拍照传给熟人观看。不过，相关细节多来自当事人的争执、报刊文字和后来的回忆，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作已经完全证实的事实。
可以确定的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郁达夫与王映霞不再顾及旧日情面，双方通过报纸互相指责，言辞十分尖锐。曾经以爱情为名结合的两个人，最终把私生活变成了公共争论。那场分离，不只是感情破裂，也暴露出民国文人婚姻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离婚后的王映霞，没有选择以“弃妇”自居。她继续出现在社交场合，讲究衣着，也努力维持自己的生活秩序。郁达夫后来曾试图挽回，她没有答应。对于经历过反复争吵的人来说，回头未必意味着重新开始，也可能只是回到旧日困局。
钟贤道的出现，改变了她后半生的方向。1942年，经王正廷介绍，两人相识。钟贤道没有用夸张的名声打动她，而是在求婚时说：“我懂得如何把你逝去的青春找回来。”这句话未必华丽，却正好击中了王映霞当时最在意的地方。
她后来坦言，自己想找的并非名士，也不是达官显贵，只希望对方没有家室，身体健康，愿意把她当作正式的原配夫人来尊重。这个愿望听起来并不复杂，却是她经历过第一段婚姻后，对安稳生活最直接的要求。
1949年前后，不少人设法离开大陆，钟贤道却退掉了预订的机票，选择留下。此后夫妻二人过起相对平静的日子。王映霞生下一儿一女，女儿早夭，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家庭生活有过缺憾，却没有再被报纸上的争论反复撕开。
多年以后，王映霞谈及钟贤道时说：“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这句话没有替前段婚姻辩护，也没有继续追究旧日是非。对她而言，经历过喧闹之后，能够被当作妻子认真对待，或许比任何响亮的名头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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