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李泉：当一个男人的欲望变少以后，就会相对善良一点，也更容易亲近|划火柴的女孩|李泉|每个人都会

“‘薄片’上海话什么意思啊？侬晓得哇？”李泉看向面前的一盘生牛肉薄片，刀叉停在半空。

“就是……很薄的片？”我们的回答犹犹疑疑。

他笑出了声：“‘薄片’实际上不是一个褒义词，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大家说‘这人弹琴很薄片的’，就是说他弹得不太好。”又延伸到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你这个人老薄片的，’就是说这人做人不是很‘海威’。知道啥意思哇？还是不知道啊？‘海威’的意思就是很大度、很大气。”

第一道前菜，倒像一场老派上海话的洗礼。

“味道还是不错的，”他觉得唯一的遗憾是配搭的酱料和奶酪碎稍多了一些，“稍微把肉本身的味道盖掉了一点点。”

在西班牙小酒馆ZeRock里，我们和音乐人李泉相约聊聊美食和人生。佐餐的是他挑选的一款产地西班牙的红酒。这是一个很陈旧的比喻了，当人们想说服自己和他人相信变老不是一个可怕的过程时，就会说“人生像红酒，越老越醇。”但李泉在乎的并不是成就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完美，他更想成为一个让人们容易亲近的人。

“因为当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锋芒毕露的时候，他看不惯所有的人甚至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我经历过这个阶段。到了四五十岁，慢慢地有了一点点无奈，也有了一点点生理的缺失，于是会对于这个世界更坦然一点，更寡淡一点。”他说，

“当一个男人，他的欲望变少了以后，就会相对善良一点，也更容易亲近一点。”

越老时间过得越快

因为没有第一次了

年初，李泉终于置换了一只膝盖，这是他因为膝伤动的第十次手术。上一刀，是去年10月。在20年的时间里，手术的频率从最初的两三年一次，渐渐缩短成一年一次，终于到了连三四个月都难以为继的地步。“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完全康复，就已经跌入到另外一个无法行走的深渊里面去了。”

对于新膝盖，医生预估的有效期是十年。虽然时间也有限，但这对于李泉无疑是个好消息，“这十年至少可以让我正常生活和工作啊。”他觉得，自己的上一个十年因为受膝伤所困几乎是白白浪费的——虽然也发了不少专辑、开过一些专场、做了一部心心念念的音乐剧、屡屡获奖……但其实内心想做、可以做的事要多得多。

以现有的医疗手段而言，对于膝盖的第二次置换还没有什么把握。据他了解，二次置换后的行动力只能达到第一次的30%。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十年过完怎么办？他也不知道，只能等待科技在未来十年里突飞猛进。

第十次手术的前夜

李泉并不是一个习惯被动等待的人，他告诉我们，自从高二那年寒假和父亲爆发剧烈冲突离家出走后，就把一切事情的决定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我们要求他讲讲那次出走，因为显然，这次事件成为他人生中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的“脱轨时刻”。当时，他以一种近乎暴烈的方式挣脱了此前既定的轨道：曾经的他顺从、压抑、隐忍；此后，叛逆、自主、果决。

他回忆，那次出走为期二十多天，流浪的足迹遍布了虹口和杨浦。“从四川路出发，一直往江湾走。经过水电路，还有一些我现在都背不出的地名。”像是一脚踏入了另一座城市，因为都是他此前从没有接触过的地方。“要知道音乐学院的这帮小孩，大部分都住在卢湾区，离汾阳路都不远。”

当时他住在茂名路长乐路一带，为了不至于很快被抓回家，一定要选家人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是真的想出走，“而不是撒个娇，希望被领回家的那种。”细想起来，他发现自己“其实这辈子从来没和爸妈发过嗲。”

头几天，身上还有一些自己平时存下的零花钱，但看了几场通宵电影就用完了。此后便夜夜睡街心花园，“寒假哎，不是暑假哦，也就老棉袄裹一裹。”眼睛一闭一睁，“爷爷奶奶们来做操了，就醒了，就开始继续流浪了。”

他第一次模糊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好像生而为人，就是为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马路上走一走。而此前，他不记得自己除了上学和回家的路之外，走过任何其他的路。他感觉自己从未如此快乐。

在时隔将近四十年以后的今天，李泉向我们确认了这件事的意义。

“从我离家出走的这一天起，我的人生就改变了。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过上独立的生活了。我生命当中所有的时间都由我个人支配了，我下的每一个决定，包括我要做什么样的音乐？我要做什么样的唱片？我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要睡到几点……全部由我一个人做主。”

后来虽然因为春节逼近不得已回了家，但他当时就跟家人划清了界线，发誓不会再花家里一分钱。

“我告诉他们，我要自己出去挣钱，接着就租房子住。过完年，我就去赚钱了。上大学前，就租了房。我统统都做到了。”

事后回看，这次出走其实早已有迹可循。事实上在更早一些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反抗。他记得有一年学校的年末晚会，自己要上台表演弹唱。父亲一向极度反对他迷恋流行音乐，因此在表演前一天强行剪去了他的头发，企图以此毁灭他的自信。而他的回应则是：索性比父亲走得更远，他最后是给自己剃了个光头上台的。

要到很多年以后，这对父子才终于实现了和解。“他生我的时候只有25岁，”李泉说，“根本自己都是个孩子……”

只有站在生命中段后的某个点回望，才会意识到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真正迷人之处，在于一切都是生命里前所未有的体验。快乐和悲伤都是簇新的，用上海话说就是“簇骨勒新”，新到了骨子里，不带一点被消耗过的痕迹。

“第一次离家出走、校园里的第一次恋爱、参加的第一次国际钢琴比赛、签第一家唱片公司、第一次演唱会……每个‘第一次‘，都是一种很强的刺激。”

然后，便不得不开始循环往复，“所以你会觉得越老时间过得越快，因为已经没有第一次了。”

就这样沉沦于中年的乏味也可以，所谓的与自己和解，正如大多数人一样。但问题在于，他仍试图在已知的经验之外寻找新的体验和感受，

“因为我还想再创作，我还想再写，所以这种寻找对我来讲尤其重要。”

期待能写出满意的作品

就是活下去最大的意义

但一切和艺术相关的创作：音乐、绘画、诗歌……都是在艺术家年轻时便早早抵达顶峰，此后绝大多数的人是要走下坡路。

原因之一在于一旦结婚生子，生活趋于安定，原先那些灵感的来源便不复存在：比如爱而不得的寻死觅活，这样一个人类永恒的创作母题，在结婚后便失效了。有些人会选择不停变换自身感情投注的对象以获取新的灵感，但社会伦理通常不接受这样的做法。

在李泉看来，中年的创作之难除了自身灵感的萎缩，还面临受众的错位。

“我始终觉得每个年纪的人都应该创作，因为跟你同等年纪的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创作。但是的确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好像从十几岁到30岁前，人是最容易接受这个世界的。于是乎，我们人类所有的文化结晶，文学、电影、音乐、戏剧……好像都是服务于这个年龄段的人。”

“很少有人说，我这部电影就是拍给50岁的人看的，因为50岁的人好像不太有买票的欲望。”原因不在于钱，而是冲动在褪去，原本一切行动背后便都是由大大小小的冲动促使的，“而40岁的人好像也已经不太会再去买唱片，或者按现在的习惯就是买一个什么会员，为了要去听谁的歌。”

他认为这种现状折射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后半生，真正接受到的和自己同龄的、相称的文化因素会非常少。”而矛盾就在这里，“作为一个四五十岁的创作者，他其实还想创作，可是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已经没人能共鸣了。”同样一个人，在他20岁时在荷尔蒙躁动的状态下哪怕胡乱写些东西，也好像有人听。

“那是因为跟你一样有着荷尔蒙的人，他们会接收到你的讯息。可是当你过了一定的年纪，自己没有荷尔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同伴也已经没有荷尔蒙了，他们没有接受讯息的这种欲望。”

李泉觉得，这就是属于自己这个年纪的创作者最大的困惑。但他虽然有这个困惑，却也不会太焦虑。“因为，每个人都会轮到的。就像现在社会上的人看到AI的发展都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他们都在问：‘这怎么办啦？’但是，永远没有答案。”

因此他现在是用一种和年轻时截然不同的节奏在创作，

“我的创作力不再澎湃，因为澎湃只是属于生理上的反应。当一个人的生理反应越来越小，他绝对不可能澎湃。最多只能说他沉淀了、成熟了，这些是比较好听的说法。”

像是认了命，但还是带着点不甘地补充了一句，“我觉得没有过完这辈子，你永远不知道。你永远不知道，明天能否写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来，而这种期待就是活下去最大的意义。”

我现在最大的自由

是不再追求绝对的自由

五分熟的牛排上了桌，“牛排是西班牙中部的特色，那里属于高原性的内陆气候，所以食物多是烤肉、炖肉，就很符合亚洲胃。”

他还可以如数家珍般向你介绍西班牙其他地方的美食，比如：

“西北部临着大西洋，因为冷的地方出的海鲜非常鲜，所以那边的海鲜有名，最好吃的炸章鱼就是在西班牙的西北部”；

“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大区属于东部，这里也是海鲜饭最正宗的地方。所谓的海鲜饭，就是烩饭的一种，可以用几十种食材来做。就像我们在中国吃面，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浇头”；

“而以安达卢西亚为首的南部曾被阿拉伯人占领过七百多年，但南部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它的火腿，而火腿是猪肉。所以为什么制造火腿的手艺还能延续下来，也蛮神奇的……”

话题调一个头，不动声色又绕回了人生。

“美食和音乐有时很像，都讲究火候、分寸、留白，不急躁、不敷衍。尤其像西班牙料理，很有意思，因为很多经典菜都是长时间的慢炖，文火熬味。过程漫长，需要耐心去等候，不会立即出味，但煮得越久，那个品味越有层次。其实人生跟音乐的好味道，和美食一样，都是熬出来的。”

“熬”这个字，大概也可以用来概括李泉一部分的音乐生涯。从签唱片公司到发行第一张专辑《上海梦》，他就熬了三年。出道数十载，终归没有熬成大红大紫，但却也拥有了另一种自由。

是音乐创作上的自由，也是做人的自由。而一旦过了五十岁，他发现一种比自由更好的状态，是自在。

“人其实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到的，再有权杖的人也做不到，每个人都会受到生命的限制。我现在只是想要在有限的范围里，去尽量感受自在。”

他说，“你会发现，自由这个词永远是属于年轻人的，而自在呢，是往后年纪的人越来越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最大的自由就是，我不再追求那种绝对的自由。”

文艺复兴带来灵魂的挣脱

但克制被写进人性的血液

近年来他自己比较喜欢的，也较能映射出他中年心态的专辑，是2020年发行的《十日弹》。你可以从这10首歌里感受到一种安静的拉扯感，里边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有自我期待和生活境遇间的落差。而在做这张专辑的2019年，他刚经历了膝盖的第七次手术。

一个原本那么热爱足球和极限运动的人，因为一次踢球时膝盖受伤，此后断断续续接受了10次手术。

“从那时起没有踢过一次我心爱的足球，没有爬过一次山，没有跳过一次伞，也没有去做过任何一件我喜欢的事情。”

而情绪就像钟摆，一端是焦虑，另一端是释然。从焦虑到释然的反复横跳中，还要体会各种五味杂陈。而在制作《十日弹》的时候，他体会到的是无望。

“只做过一次手术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带着从未被命运欺哄过的天真和自信，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切都会好的。

“可是，当我的七次手术平均分配在十几年里面，我就知道应该不会好。我已经尽量不让这些撕裂感在专辑里变得很严重，因为年纪已经大了，你知道哭是没有用的。但是的确，它的底色比较沉重。”

他反问，“当你的身体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能指望对生活有什么反应？”

那些歌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个中年人的自持。

“不是青年的那种呐喊、彷徨、无解。它不是。而是在平静的外表下，却还可以看出一种不同颜色的力量。”

如果有过挣扎，也被他很妥帖地藏在了克制的外表之下。就像他自己曾经在《岛中央》里唱的：“心里激流暗涌，脸上风平浪静”，是这样的感觉。

而在今时今日，这种特质已经很稀缺了，世界处处充斥着声嘶力竭的表达。“看看我吧！大家都来看我呀！”社交平台上的博主们急不可耐。

因此，当他在去年跻身视频博主的赛道时，看起来多少带着点违和感。“当然，我入世还没这么深，我只是觉得这几年工作变少了，在工作室里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写不出东西又不知道要做啥的感觉。”所有人都对他说，应该做些什么。那就索性弹唱些影响过自己人生的英文歌和中文歌吧，“没有对于流量的奢望，单纯只是记录一种生活状态。”

到这个九月，终于满了100弹。第100期，选了他20年前的专辑《划火柴的女孩》里的一首《该知足》。他用“沉重”来形容那段时期，因为告别了之前的职业角色，也告别了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感情。“但当时我已经将近40岁了，不会再像20多岁时那样悲痛欲绝，而是那种深沉的、相对比较向内的感觉。”

情绪经过了岁月的沉淀，剩下的是收束与自持。

“因为古典音乐的训练，从四五岁开始，克制就写进你的血液里面。人类最伟大的那些古典音乐的诞生，都是在差不多中世纪尾期到文艺复兴的这段时间，所以人性的血液里面写满了克制。”他如此解释自己的“含而不露”，

“虽然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灵魂的挣脱，对不对？从一个神权的社会到了一个人权的社会。可是你知道这种血液，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人对于上天的崇拜，对整个世界和对自己生命的虔诚，写满在了古典音乐里面。所以我们从小学这些音乐，它会给你骨子里面带来一些东西。”

当然，童年时期是不会理解古典音乐的。“那么个小孩怎么会理解这种神性的音乐？”他感慨，“但是当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小时候不理解的东西，对自己影响竟那么大。”

适度的痛苦也有升华的作用

避免让自己的狂妄无限扩张

谈话因为海鲜饭的上桌被暂时打断了，李泉尝了一口，随即表示自己喜欢这个口味。“它兼具了西班牙海鲜饭和中国广东煲仔饭的优点，因为我吃到了里面锅巴的香脆。蛮有趣的，有时候改良的东西反而会更好。”

难以想象，长期的腿伤甚至严重影响了他享受美食，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的人，但当腿不好的时候，我都要计算外卖到的时候，自己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到大门前去取餐。不能动到像这种程度啊，食欲就已经非常天然的降低了。”

英国作家毛姆曾经学医，他生平所见的病人百态使他强烈反对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歌颂苦难的态度，“痛苦不会使人完美，它对人的第一个影响是使他变得狭隘，以自己为中心……。”他说，无论身体还是心灵的痛苦都一样。

作为一个在20年间承受肉体之痛的人，李泉深切体会到它给自己带来的那些消极影响，“你意识到自己变得懒惰，并无谓地消耗，却对此无能为力。懂我意思吗？就是当一种无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容易自我浪费。”很多事情变得毫无必要，也无法制定人生的规划。“因为常常不得不服从自己的身体，把所有的计划都取消掉，不如不要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