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北京，王季范病逝的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得知后久久沉默。这个陪伴他少年求学、青年闯荡的表兄，也是一位影响他人生方向的老师，终究没能等到再次回湖南的机会。
王季范与毛泽东的亲缘关系很近。两人的母亲是亲姐妹，按家中排行，毛泽东一直称他为“九哥”。这个称呼不只是乡亲之间的客套，更包含着长辈、兄长和老师三重意味。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曾面临一个重要选择。父亲希望他留在家中经营田产，不愿支持他到新式学校读书。王季范听说后，专程赶到韶山，耐心分析旧式教育与新式学堂的不同。
他对毛顺生说：“孩子肯读书，总不是坏事，眼界打开了，将来才有更大的出路。”
在王季范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松口。1910年，17岁的毛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触更广阔的知识。王季范不仅在精神上鼓励他，还寄去书籍和费用，尽力减轻这个年轻人的负担。
这份帮助并没有停留在亲戚之间的照应。1911年，王季范任教于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后来也进入这里求学。报名费、书本费不便宜，王季范便与学校商定，由学校从自己的薪金中逐月扣除。
住房同样紧张。他把家中一间房让给毛泽东使用，自己和家人挤在另一间；白天把书桌让出来，夜里再批改学生作业。那时的王季范收入并不宽裕，却愿意把能拿出的都拿出来。
1914年，毛泽东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王季范也在那里任教。1915年，学校因增加学杂费引发学生反对，毛泽东等人组织学生开展活动，校方一度准备严厉处分。王季范与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师出面据理力争，使处分得到改动。
这些事情看似零散，却说明王季范并非只在生活上帮助毛泽东。他更看重学生的独立思考，也支持青年关心学校与社会。对毛泽东而言，这种支持比几笔费用更重要。
1925年，赵恒惕集团准备对毛泽东实施抓捕。毛泽东回到长沙寻找帮助，王季范没有回避风险，而是设法把他安置到较为隐蔽的地方，又准备衣物和路费，帮助他离开长沙。临行前，毛泽东还托付他照看杨开慧和孩子。
此后的岁月里，两人聚少离多。抗日战争时期，王季范又把儿子王德恒送到延安学习。王德恒后来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年仅30岁。王季范承受丧子之痛，却遵守组织纪律，没有追问任务细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九哥”。1950年，王季范应邀来到北京，毛泽东亲自到北京饭店看望他。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另备茶水，毛泽东却端起王季范沏的茶，对身边人说：“这是我的表兄，也是我的老师，是家里人。”
1952年，王季范一家迁居北京。毛泽东常请他谈话，询问教育、社会和地方情况。王季范学识广博，讲话直率，往往想到什么便说什么。毛泽东曾当着身边人称赞：“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的今天。”
王季范后来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也多次到地方视察。他年事已高，仍习惯亲自走进群众中间，询问粮食、住房和生活状况。回到北京后，再把看到的情况向毛泽东转达。
1971年1月27日，农历大年初一，毛泽东在住处设宴招待王季范。席间谈到湖南故乡，毛泽东问他：“九哥，想不想看看故人？”王季范回答：“离乡多年，哪里会不想呢？”
同年4月，王季范在家人陪同下南下视察，并回到长沙、韶山看望旧友。在韶山，他与三十多位年长乡亲见面，向大家转达毛泽东的问候。这次故乡之行，竟成了他最后一次回乡。
1972年7月11日，王季范因病逝世，享年87岁。7月14日，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由于身体原因，毛泽东没有亲自到场，却专门送去花圈，并亲笔写下九个字：“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花圈安放在会场显眼处。那九个字没有铺陈，也没有长篇叙述，却把几十年的亲情、师生情谊和人生相助，凝聚在了挽联之中。王季范的骨灰后来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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