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深秋，北京少年宫的灯光亮到很晚。庄则栋坐在熟悉的球台旁，看着一群孩子反复练习发球、步法和攻球。三十年前，他正是在这里学会握拍；此时重新回来，却已经不是当年的少年，而是一名经历过巨大起伏的老运动员。
这次回归，并非顺理成章。此前在山西工作期间，庄则栋一直没有放弃专业所长。他先到临汾地区少年体育学校指导小队员，又为教练员培训授课，后来协助山西省乒乓球队训练。没有正式教练头衔，却承担着教练的实际工作。
他反复强调，练技术不能只记动作，更要弄清其中的道理。“理不明，则义不通；义不通，则技不精。”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教学和写作时经常提到的原则。
庄则栋把自己改进后的近台两面快攻打法传授给山西女队。1983年春，国家队访问太原进行友谊比赛，山西女队连续取得十二场胜利，其中包括战胜当时的国家队主力。这场比赛的意义，不只在比分，更说明一套成熟技术和训练方法，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一支队伍的面貌。
有意思的是，山西期间，他还遇到了少年时代的球友钮琛。两人年轻时同拜一位教练，也曾一起钻研近台快攻。分别近三十年后，旧友重逢，谈起球技，庄则栋忽然提出一个想法：把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
他对钮琛说：“我想写一本书，把走过的路、犯过的错和积累的技术都留下。”钮琛没有多问，只答道：“我帮你。”
书名定为《闯与创》。所谓“闯”，是从实践中摸索，在困难中突破；所谓“创”，则是有了成绩之后，仍要总结规律，为后来者留下可用的东西。这并不是一部单纯讲比赛胜负的回忆录，也包含训练方法、运动规律以及个人教训。
写作并不轻松。钮琛家住房狭小，两人只能利用家人上班、上学后的时间，或者深夜伏在矮桌和炕沿边赶稿。资料不足，图片难寻，技术动作还要重新拍摄。庄则栋曾到太原西山煤矿，请摄影师陈继益协助拍照。天气炎热时，他连续做几个小时示范动作，汗水湿透衣服，仍一遍遍重复。
经过约三年整理，四十万字的书稿终于完成。出版社编辑认为，这本书有技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但庄则栋当时仍背负着历史问题，出版能否顺利推进，谁也不敢轻率决定。后来，他的问题被定性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按政策可以出版，可具体手续却迟迟没有落实。
这段等待让庄则栋十分焦急。他需要的并不是特殊照顾，而是一份能够重新工作的安排，以及一个把多年经验交给读者的机会。1983年，他提笔给万里副总理写信，提出两点要求：希望组织分配工作，准许《闯与创》出版。
信件送达后，万里很快作出批示：“马上分配工作，准其出书。”两句话，直接解决了困扰庄则栋多时的难题。随后，他的工作安排逐步落实，建国三十五周年体育成就展览中，也补充了他三次获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的资料和展品。
政策上的明确态度，使庄则栋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出口。他没有把出书当作个人谋利的机会。海外出版商曾提出高额稿酬，希望取得著作出版权，他都予以拒绝，并表示自己的技术来自祖国和人民，写书的目的，是把经验还给培养自己的土地。
1984年10月9日，日本乒坛名将荻村抵达北京。两人在机场相见时，谈起多年前的约定。早在1972年11月，庄则栋访问日本期间，荻村就答应，等庄则栋写出书来，愿意帮助在日本出版。多年过去，荻村专程来华商谈合作，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荻村问：“书里褒扬了谁，又批评了谁？”庄则栋回答：“战胜过我的、被我战胜过的，我都写了。真正要批评的，只有我自己。”在荻村协助下，《闯与创》后来以多种文字出版，庄则栋也获得了重新进入体育工作的机会。
回到北京少年宫后，他与当年的教练庄正芳再次并肩训练少年队员。报到不久的一个深夜，庄则栋在本子上写下四个字：“从零开始。”这不是一句姿态性的口号，而是他对新生活作出的实际安排：把过去交给书，把余下的精力交给孩子和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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